“烧不尽的火焰，写不完的杰作”。
黄宗江长我17岁，是我的师辈，我却总称他“大兄”。这颇为不恭，但他从来不恼，依旧教我呵护我。在我从事专业写作生涯中，他与夏衍、冯牧、陈荒煤等前辈一样是我的良师，而他又兼益友，就像拉扯我长大的大哥哥。大约是1948年，那时我10岁，一部电影《大团圆》，让我记住了黄宗江这个名字。上中学时，不知从谁那里借到一本他写的《卖艺人家》，让我深深记住了他。其中一篇《剧人江村之死》，那笼罩全篇的凄苦悲怆的氛围和忠于艺术的艺术家气质，让我这个沉迷戏剧的学子热泪横流，而且极为欣赏他创造的“剧人”这个职称。这两个字的连缀词在当今的电脑字库中依然阙如。这本已经发黄的散文集，鼓动起我从艺的野心，那种艺人罗曼蒂克的气质，一直在我心底深处徘徊，以至从1956年起，我便被指为充满“小资产阶级意识”的“人性论”者，被批个没完没了。我不如他，他坚持他的“人性论”直到生命的终结，而我一直噤口，虽然“口服心不服”。面临老之将至，我向他稽首、向他致敬，在坚持真理和信仰上远不如他，他是坚持真理的勇者。在我们多次的交谈中，他都告诉我他对人性论的理解，而且举英文为例，说人性论和“以人为本”的一致性，那时我深为自己是英语文盲而羞惭。
大约是29年前，1981年，一天开电影创作座谈会，他那天仿佛过60岁生日。他喝了点自寿之酒，脸色绯红。下午，他坐在窗下，慢腾腾似有所思地说起他的创作计划。第一个就是写张志新，而且这是他六十甲子的打炮戏。他幽默地用他妹妹黄宗英的话，说他有“烧不尽的火焰，写不完的杰作”。他自嘲似的态度，为真理而闯“禁区”的勇气，举重若轻的潇洒，令我这初踏影界的学徒震惊不已。会后我写了篇短文，就以宗英大姐的话为题叫做《烧不尽的火焰，写不完的杰作》。如今，他去往天国，带着他那未曾在人间拍摄、上演的杰作，用他燃烧不尽的火焰般的激情，在云端演给去世的英杰，睿智的先师，和那些正直的艺术家看。我想那一定是欣喜而又感慨万端的场面，倘有喜泪挥洒成雨，请在梦中预先通知，让我在雨中冲掉我的疑虑。他的助人不仅是“为乐”，简直是他性格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他的天性。那年，他向我们北京电影制片厂推荐了一部风格隽永的小说，建议我和作者联合改编为电影。由此我认识了同样是我的师友的剧作家、诗人宋词，我们的电影剧本由黄健中导演，《一叶小舟》中那散文诗一样的江南水乡风情，至今让人称道。而我因宗江大兄得识宋词，成为好友，也是人生一件幸事。听说宋词得到宗江大兄噩耗，在南京痛哭失声。人生得一知己难矣，斯世当以手足视之。宗江把许多他的好友串在一起，彼此成为手足。这是功德无量的事。他身边的朋友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彼此真诚，彼此相惜。难乎哉！我向他鞠躬！
那年电影文学学会在厦门开年会，特邀一批演员朋友作为“电影文学之友”与会，也为接待单位慰问演出。队伍既然是临时组成，节目自然是临时搭配。但质量不差，“活儿”不糙。有石维坚、郑振瑶的话剧《雷雨》片段(朗诵)、吕丽萍等人的小品、林芳兵的舞蹈、刘索拉的独唱，还临时发现了一位“天才歌星”吴欢。这一彪人马，出演前半场，倒也整齐，后半场的大轴是京剧《金玉奴》选场。极为巧合的是京剧名家孙毓敏恰好在厦门大学讲学，宗江大兄就请她救场，自告奋勇饰演金玉奴之父丐头金松。穷书生莫稽就由奚派私淑弟子王铁成扮演。宗江大兄分派我演二杆儿(小丐头)，石维坚、吴欢、沙叶新分演三小丐。主持人一报节目、演员，台下一片欢笑。孙毓敏演的金玉奴自不必说，这是她的看家戏之一，演出又卖力气，真是好极了。宗江兄的金松也好，看出他昔日“话剧名丑”的分量；王铁成的莫稽，直工直令，他一心要演出奚派的正宗味道，还要有潇洒的风骨。他们仨真是极好的搭配，这是一场再也无法复制的好戏，可谓空前而绝后。惜乎，我一上场，戏就有点往下掉，等三小丐上场，台下忽地哄然大笑。细一看，三位穿皮鞋、戴眼镜拉拉扯扯上来了，那身衣裳今天的美国乞丐也赶不上。王铁成中规中矩地唱罢，一扭头看见我们这帮乞丐，眼一愣，差点没笑喷喽。宗江大约这场面见得多了用京腔笑说道：“小子们今儿打扮上了，给我们道喜哪！”于是台上台下一片欢笑，掌声雷鸣。这场吴欢领头制造的乞丐秀，高高兴兴地结束了。演出后，开会的剧作家们纷纷要求上台扮演四小丐(包括我演的二杆儿)，不能让这么好的事情，叫这四人专美，连我们的会长高龄的林杉先生也笑着说：“明天我演小叫花子。”感谢宗江大兄让我生平第一次出演京剧，也让我知道了他深入骨髓的戏瘾，和他提调演员的本事。他是位真正的好演员。
我简直无法细说他怎样帮助我，和帮助我多少次。有很长时间我们住得很近，离侯宝林大师的寓所也近。我常上他家去，听他闲谈，在上天入地的谈说中领略他的学问，领悟他的哲思。我在他家认识了许多鸿儒大家。冯亦代先生就是在他那儿结识的。侯耀华、耀文兄弟也是通过他认识，而后又认识侯宝林大师的。有一次，他问我喜不喜欢小彩舞，其时，我只知道她的名字，听过一次她的唱片《风雨归舟》。但虚荣心作怪，不好说自己不懂，便说：喜欢。宗江兄一下子高兴了，便说起京韵大鼓的优长和动听。特别提起小彩舞唱腔的悠扬婉转和顿挫有致，说这里面学问大了。不是总有人说电影的节奏吗？懂了小彩舞就懂了节奏。结末，他给了我一盒小彩舞的录音带让我回家“闭起眼睛好好听”。我照他的吩咐反复谛听，似乎觉到了点什么。我后来写了篇小说《安娜同志与杨小姐》，就把他的话和他对小彩舞艺术的评价照搬上去，好像我很知道京韵大鼓似的。有一次我们看罢夜戏回到面包车里（大概是在一次会议中间，所以有车送与会者看戏），他问我：“小彩舞，你听出点意思没有？”我说更喜欢了。有位大导演问：“谁是小彩舞？”宗江大笑，说：“这回我知道中国电影为什么上不去了。原来是大导演不知道小彩舞。”可见他对中国民间艺术的推崇。那位大导演并不恼，而是很细心地问起小彩舞的情形。人们都知道他的直率，不会芥蒂他真诚的笑谈。他的戏《秋风秋雨愁煞人》上演时叫我去看，吴祖光先生的戏上演时，他叫我陪他看，我知道他是有意培养我对中国戏曲的兴趣和认知，有意地把我带进中国戏曲的天地，不至于因为喜爱话剧而忽略了中国的戏曲。我感谢他和祖光先生对我的提携，让我在戏曲艺术中学到了很多宝贵的知识，以至于，在多年没有写戏的情况下，又写了一个戏曲剧本，同时再燃起我将熄灭的创作激情之火。
记得宗江兄说过在那特殊年代的窘况，他面对批斗者的逼问，常常以政治上“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作答，让拷问者无言以对。这自谦似的回答幽默又机智，却也有难言的痛苦。他的这份矜持，没有经过那时代的人是无法品味的。记得他在交给审查他的“专案组”的“自白书”中，直截了当地“交代了”他和夫人阮若珊对“旗手”江青的看法。那看法每一条，在那时都可带来杀身之祸。可是，这材料交上之后，竟然被“封存”，没有一个专案组成员敢于向上头汇报。这材料直到“四人帮”倒台，才发回宗江，得见天日。为何他安然无恙？因为无论是上报者还是口头汇报者，都是“黑材料”的扩散者，当受囹圄之灾，弄不好，就丢了项上人头。哪个愿领这无妄之灾？黄宗江的正直、勇敢和睿智，表现出他灵魂的高贵，颇有些谭嗣同和俄国十二月党人骨子里的高贵。当然，他和这些知识分子不属于同一阶级，但这种崇高却值得人们敬服。这是一个真正爱国者的高贵。他是一个大爱之人。
他的爱是真诚而热烈的。他从不讳言自己的所爱，他的女儿们告诉我，他的所爱常常并不知道他的爱意。但他的真挚和热烈却能促成他写出优美的文字。我想，缺乏对真善美的热爱与追求很难具有创作的激情。这种爱，并不需要被爱者的呼应，在暗中不知不觉地成为一位正直艺术家心脏炉火的助燃剂，也是一种佳话。这和那种“文人无行”，绝不可同日而语。他对夫人阮若珊的追求，促成了一段文坛永久的美谈。他的那封求爱的“万言书”，至今还打动少女少妇的心。能找到他这样的男士，岂非一生的幸事？他剖肝沥胆的爱的宣言，使我沉思，有多少人能像他那样宣告他热烈真诚的爱？我们今天无论在文字中和在口头上，写到和说到爱情时总要加上许多政治的、物质的乃至纯生理的附加词，虽然反映了时代的特色，却也多少掩埋了情感上对真善美的热烈的追求。我们在爱的述说上，要么害怕被说成诲淫诲盗，要么就专以此吸人眼球、惑人心态。我们在爱情的述说和写作上实在还没有或者鲜有坦荡而极为动人魂魄者，我想这至少反映了我们在爱情这个文艺永恒的主题上，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和改进的地方。
晚年的他在《今晚报》上发表了一篇《空台赋》，副题曰“我们的话剧百年”。这是一篇将他暮年对一生挚爱戏剧、追慕先贤的情怀和对友人浸入灵魂的爱意，以及晚年寂寞孤独，各种心态融为一炉的自白。我读后不免潸然。因为我自以为了解他所写的一切，听过他悠然而深沉地讲述他的所爱。他问我如何评价他的倾慕，我说“不错，挺好！”他忽然以从未见过的严肃，对我说：“岂止挺好！是非常之好！好得很！”我从他的凝重中，觉到了他对友爱的珍重，和那依旧炽烈燃烧的火焰。我像犯了大错的孩子一样，羞红了脸。在他那篇《空台赋》中，他自比契诃夫笔下的老演员在空台上演出《天鹅之歌》。那凄凉的感叹让我一夜无眠。我以一篇《且慢唱〈天鹅之歌〉》作为读后感。宗江大兄在他生前的最后一本散文集中，以“知己代跋”的名义，将我这篇短文，作为“后记”，我内心充满了难以言说的复杂的心情。
这心情延续至今。我原以为有许多事情好写，但却无从写起。各种往事坠在心头，交织在一起变成一句话：“他走了，再也见不着了……”，我好像不懂这句话的含义，总觉得要反复思忖。这篇短文竟然写了三天，觉得还是言不及义。我只有仰望夜空，盼他能时时入梦，依旧在谈笑中教我。不要让我在梦外等得太久太久……宗江大兄，愿你一路快活，用朗朗的笑声飞向天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