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小学时，启蒙教师这样给我们解释共产主义：“猪肉烩粉条尽饱。不吃啦，不吃啦！猛不防，大师傅从后面又给你碗里盖一勺。”对于我们这些只能在过大年时吃上点肉的山村娃们来说，这种猪肉烩粉条尽饱吃的社会，是很令人神往的。以后随父亲进了城，虽说不常吃肉，却也能土豆粉条尽饱，心说离那个社会也就不远了。1958年上初一时果然就共产了一阵子，也曾猪肉粉条、油糕馍馍尽饱吃过。那年头，亩产几万斤的卫星田报纸上常见，而我们本地的农民却和我们学生一样也改行炼了钢铁，地里的庄稼也就不收了，反正普天下粮食多得放不下，不在乎扔掉这一点点。

　　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全国就出现了大饥馑。伸手可触的那个理想社会，一下子又与我们拉远了。

　　那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可每天只供七两粮。开饭时，以寝室为单位打饭。一大盆菜，一小笸箩馒头或窝头。十几个大小不一的瓷盆和瓷碗，把菜盆紧紧围住，由值日生加心在意地分菜，直到大家都无异议，方可各自操起自己的家什开吃。窝头或馒头，则以最小个的为标准用自制的钩子秤一一衡量，超重的掰下来一点，集中起来掐成小块，大家平分。偶尔，由于大师傅的失误，多打来一个窝头，则掰成小块，人人有份，且得注意不要让外人窥见，以免他们在共产观念的驱使下或嫉妒心发作去打小报告。

　　学校组织我们找代食品自救。秋末冬初的一个星期天，去东河滩挖蒲根。地尚未冻，双脚在地上踩久了，挤出水，鞋袜俱湿，钻心地冷。挖出的蒲根要洗掉稀泥，寒凉浸入，一双手冻得通红。胃中空虚，四肢乏力，又冷又饿，直让人欲哭无泪。换来的成果是第二天能吃上大个儿的窝头——蒲根被洗净、切断、捣碎，掺在玉米面里。纤维粗糙，扎嗓子，蒲根纤维穿越肠胃一遭并无几许磨损，便要排出。当年有幸享用过此食品的人，也都尝过肛裂出血的滋味。

　　深冬季节，储存的土豆白菜己经吃光，好几天没菜吃。学校又组织找干菜叶子。每天晚自习后，冒着凛冽的寒风，各自拿着书包或网兜到郊外公路边、田埂下等避风处，找初冬收白菜时扔掉的帮叶。首次出发，因帮助班里劳动委员赶作业，我俩迟走了片刻。出来一个小时一无所获，见有人背着鼓鼓囊囊的书包返回，心里急得慌，总不能空手回吧！风在吼，肚在叫，往北跑了近十里路，见一公路涵洞，便进去避风。良久，谁也没说话。突然，他问我：“林章，你说毛主席每天吃什么？”我想了想，摇摇头，反问他。他使劲咽了口涎水说：“月饼。”明知他是胡扯，但又找不到反驳的依据。风小了，决定返回。就在起身的瞬间，突然发现我们避风的涵洞内，刚才坐的背后角落有一堆干菜帮叶子，这可真是撒尿浇出金元宝了，令人喜出望外。我俩每人满满装了一网兜，兴冲冲上了路。人多力量大，几次出动，礼堂里就堆下小山似的一小堆，洗干净，大锅煮了，大盆打来，便可充饥。

　　因为吃，同室学友中也曾有些小演义。为了饱餐一顿，两份饭合并吃，这顿我吃你的，你挨饿，下顿反之。我试过一次，效果欠佳。一来渐趋萎缩的胃消受不起两份饭，二来看到伙伴挨饿的样子，于心不忍。一次，有二人打赌，五分钟内要吃掉两个大馒头，且不准就水喝，如超过时间，赔两个。那同学虽然憋得两眼生泪，竟然只用了四分钟。我们旁观者，始而起哄，继而沉默，最后人人心里升起一种悲凉的感觉。

　　在“饿”声中成长，度过了纯真的中学时代，以身高一米八、体重五十公斤的“苗条”身姿跨进了大学校门。学校坐落在省城北郊，录取通知书上说“依山傍水、风景幽雅”， “是培养兵工战线红色工程技术人员的摇篮”，亲眼一睹，果然不凡。当时大学里的食堂也是份饭制，我们系的食堂是全校最好的。午晚每顿做好几样菜，由学生们自己选。一勺菜，量不大，但很精致。过油肉、红烧肉之类常能吃到。那时我的口感水平，尚分不清肉菜的档次，肉片炒白菜和海参过油肉都一样好吃。同学中有的高干子女们每每评说“今天菜不好，肥肉太多”，我感到大惑不解。南方来的女同学们不吃窝头，饭量也小，像我这大个子男生属于她们重点救济的对象。与中学时代相比，这种生活如李自成进京——天天过年。

　　过了两年对得起肠胃的舒心日子。虽然学习任务繁重，球场、冰场、游泳池照去不误。体重增加，面色红润，精神饱满，青春焕发。

　　惊雷响，天地变，“文革”的风云震撼校园。从此，我内心很不情愿而表现兴高采烈地告别了窗明几净的课堂，“到广阔天地里经风雨，见世面”。随着运动的深入，餐桌上的质量渐次下降，先是很少有肉，后来是细粮减少。到六十年代最后一年，也就是应该毕业分配那年，只能是高粱面发糕当干粮（有时改为“钢丝”面），高粱面糊糊当稀饭，臭豆腐、酱豆腐当菜了。

　　也有吃饱、吃好的机会，一是到郊区帮农民插秧，二是到军营卸车。插秧要干到日头过午，饥热交迫，汗流浃背，才能开饭。大米饭尽饱，菜则青菜豆腐而已。军营与学校毗邻，都属国防系统，所以不大对我们保密。由于专业对口，加之他们支“左”时过往甚密，因此每次有车运来物资，都请我们卸车。

　　穿黄衣的战士和穿蓝衣的学生配合默契，共同卖力，任务完成得很好。吃饭时，炊事兵用大桶挑来菜，用筐端来馍和大米饭，每人发一个内白外绿的大瓷碗，用大勺子盛上菜。那菜是猪肉烩粉条，大家吃得很开心。一位首长开玩笑说：“人常说，穷兵饿学生。今儿个都齐了，咱们吃出个样来，甭让这话白说了。”那猪肉红烧过，粉条质量也好，这是我平生吃过的味道最好的猪肉烩粉条。已经吃得很饱了，热心的炊事班战士又从背后“隔”肩膀送过一勺盛在碗里，蓦地，儿时那位启蒙教师对人类最高社会形态的诠释，从记忆深处跳了出来，那形象而朴素的语言反映了人们对生活最基本的向往。然而，这个“猪肉烩粉条尽饱吃”的要求在我由一个顽童变成大学生的若干年间也未实现。想到此，一股怅然若失的情愫萦绕心头，欢愉的心境便没有了。

　　对轰轰烈烈的“斗批改”缺乏参与意识，“复课”又是句空话，且周围时有武斗发生，各种骚扰使人不能安下心来读书。岁月蹉跎，青春空耗，营养不良又引起了胃病。我在学校实在呆不下去了，不由想起我的女友，因学制短比我早分配参加了工作，进入管滓山密林深处的国营第187厂，我便去找她。

　　那是一个远离市尘喧嚣的好所在。山清水秀，风光旖旎。清爽的山风洗刷了全身的疲倦，绿色的情愫荡涤了胸中的晦暗。女友笑盈盈地从食堂打来干炸带鱼、红烧肉，满满一盒大米饭，还买来一瓶高粱白、一块酱牛肉。当时的吃相大约与“文雅”二字相去甚远，有失斯文。每当妻子说起我当时的狼狈相来忍俊不禁。那确是今生难忘的一顿美餐，直撑得难受了两天。好几天赖在那个山沟里不想走，想起学校里那顿顿高粱面，心里就怵得慌。

　　大学毕业后，我也分到了那个山沟里，为解放全世界三分之二受苦的人民贡献青春年华。那里与外界社会较少交往，自成体系，供应的细粮也比外面多。且备有一个汽车营，有几十辆车专为全厂职工家属的生活服务。江苏的大米、河南的白面、山东的大葱、河北的白菜，甚至青海的羊肉都吃过。当然，拉得最多的还是本地的蔬菜。那时，我们买西红柿论筐，豆角论堆。全沟家家户户要吃什么同时都吃，绝对的工厂主义模式。随着“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理论波及全国，很快又物资匮乏，食品奇缺，生活下降，有钱也买不上东西了。到七十年代中期，厂里的汽车也不到外地拉食品了。全国各地青壮年都参加了“莺歌燕舞”，只留下些老弱病残们料理那资本主义的苗，处处自顾不暇，再无多余的物资给深山里的兵工厂了。出去拉大米、猪肉的车常常放空。

　　悠悠岁月东逝水，弹指间白了少年头。今日的“吃”，无须在此赘述。倒是应该当心物极必反、天道轮回。日子过得太舒服了，容易惯出许多毛病来。且不说不知饿为何滋味的年轻人，就是我们这般年纪的人也很难想起当年的情景了。

　　一次我把一个被蒸馏水淋过的馒头皮剥下来扔在餐桌上，吃馒头芯。老伴默默捡起来吃了，又默默地瞅了我一眼，这一眼瞅得我脸发烧。看着她眼角的鱼尾纹，猛想起当年从大学去山沟里找她的那一幕，她当时深情地瞅着我狼吞虎咽的那个眼神，从记忆的信息库中浮现出来，清晰地定格在我面前，顷刻间我感到无地自容，看着我手里的馒头芯，心里发热，鼻子发酸，强忍着没让眼泪掉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