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封疆大吏中以袁世凯与张之洞声望最重。袁世凯曾经这样描述两人的差别：“张中堂是读书有学问人，仆是为国家办事人。”简单说，老张有才华，适合做学问，老袁没学问，只能办具体事。看上去是自谦，其实是最阴损的贬彼扬己。官场是做学问的地方吗？中国传统观念里，读书人简直就是不明事理和迂腐的代名词，等同不称职。官员的内心深处，不担心你说他像个官僚，就怕说他像读书人，尤其是在上司面前。

　　但跟袁世凯比起来，张之洞的确有点理想主义色彩。他在任上大力支持洋务运动，支持维新，还给康有为等人的强学会捐过款。当时的知识分子们也愿意把他引为同类，看作做学问的总督。不过，胡思敬著《国闻备乘》中记述了张之洞两件小事，其霸道、蛮横完全是个官场老手，一点也不像读书人。

　　其一，张之洞任两广总督时，潮州府出缺。张提名一人，交给主管民政工作的广东布政使司游百川，而广东巡抚（相当于省长）也提了一个人。游百川采用了后者的意见。张之洞大怒，即日传见游百川，厉声问，你胆子不小啊，竟敢藐视本督而谄媚巡抚！游百川答，谁敢小瞧您老人家。但是按惯例，总督分管军事，巡抚分管政务，我就是个副手，一个儿媳妇上面有你们俩婆婆，只能按规定办事啊！张之洞说，巡抚归总督节制。既然你有此一说，请马上找来文字材料，我当按你的材料告知朝廷，免得朝廷怪我不问吏事。

　　这个游百川也是笨人，回去居然真的检索大清《会典》，而且居然真的没找到。连忧带吓以致呕血，遂称病辞职，逃离了是非之地。从此广东政事均归总督，巡抚成了摆设。戊戌变法后，朝廷下旨：“督、抚分管兵政、吏治，虽同居一城，各有所司……”正如游百川所说。其实从明朝到清朝，总督和巡抚各管一摊儿，的确是惯例，但中央政府始终没有明确给出过指示。张之洞并非不懂规则，而是抓住漏洞，以势压人。这也给后人启示，无论什么职位，哪怕是出于互相牵制的目的，也应尽量明确各自的管理范围，免得闹得太过，无法收拾。

　　其二，张之洞任湖广总督时，湖北提学使黄绍箕任用了一名学堂监督，委任状刚刚发下去，张之洞就把提学使找来，训斥道，你一个小小提学使，应当受督、抚节制，你算干什么吃的，当你是钦差吗？黄绍箕又惊又怕，垂头丧气而出，不久抑郁而终。

　　 两件事，都不大，但作为上司对下属的威压态势毕现，哪里有读书人应有的敦厚和委婉？张之洞完全可以据此反驳袁世凯，你说谁是读书人？你才是读书人呢，你们全家都是读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