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眼看到一个孩子被杀死。”在玛丽?科尔文遇难前一天，她向BBC发出了这样一条“令人痛心”的电视报道。这是她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新闻阵地发出的最后一条报道。那时的她并不知道，24小时之后，她也将迎来一次厄运——当地时间2月21日，玛丽?科尔文在叙利亚城镇霍姆斯遭炮击身亡。她的遇难同样令人痛心，全世界的媒体都在大篇幅报道此事，不断有同行撰文悼念。深陷官司的媒体大亨默多克说，科尔文的去世“是新闻界的重大损失”。

　　55岁的玛丽?科尔文，遇难前供职于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她在枪林弹雨中从事战地新闻报道30年之久；她以勇敢闻名，去年曾到埃及和利比亚采访动荡的政局，还采访过卡扎菲的次子赛义夫；在报道中，她坚持生命至上的理念，其作品广为人知，被称为“无国界记者”。

　　玛丽?科尔文生于美国纽约州拿骚县牡蛎湾镇，1974年进入耶鲁大学学习，获得人类学学士学位。从耶鲁大学毕业后，1984年，科尔文任职于巴黎国际联合新闻中心，一年之后，转战到《星期日泰晤士报》。她深入报道过上世纪80、90年代后几乎所有大小规模的战事。在科索沃战争、车臣事件、东帝汶独立、斯里兰卡内战、伊拉克战争、利比亚内战、埃及动乱、叙利亚内战等現场，她都留下过身影。科尔文的同事评论她说，“她简直对战争和动乱着魔了”。

　　1999年的冬天，车臣陷入战争，炮火烧红了天空。科尔文前往进行采访，她跟着采访对象车臣反政府军队一起生活，在极度的寒冷中徒步穿越高加索山。有一个夜里，她掉进冰水里，差点淹死。生活十分艰难，每天最多只能喝一碗面糊。晚上，科尔文跟十几个车臣士兵挤在一起休息。有一次睡到半夜，科尔文被身下的硬块硌醒了，一摸，居然是两枚手榴弹。“这帮亡命徒在遇到突发情况时，很有可能随时发动自杀式袭击，连我一起炸掉。”科尔文说。在科尔文的笔下，战争不是精准的定向射击和量化的死亡人数，而是烧毁的房屋、残缺的肢体、抱着孩子哭泣的女人和士兵眼中一闪而过的惊恐。她说：“我注重的是战争中的人性，它让处于和平环境的人们也不觉得遥远和陌生。”

　　她还是少数几个采访过利比亚已故领导人卡扎菲的西方记者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末科尔文与卡扎菲第一次近距离接触以来，两人有过数次对话，因此科尔文笔下的卡扎菲似乎更像个“人”，而不是“神”，也不是“魔”。“您看到那些游行抗议的人群了吗？”“利比亚的每个人都爱我，都在忠心耿耿地追随我。”“可現在一半的国土都处在反对派的控制下。”“有吗？我不觉得国家有什么变化，一点动乱的迹象都没有。”卡扎菲说完此话哈哈大笑，玛丽?科尔文也笑了。但她在文章中说，“我只觉得眼前的一幕是我20多年来所熟悉的，那就是荒诞卡扎菲是一个生活在自己想象王国中的人，他其实很缺乏安全感”。

　　玛丽?科尔文最明显的标志是她有一个海盗式的眼罩，看着很酷，但是对她来说，这是一段痛苦的经历。2001年，她在斯里兰卡内战中进行战地采访，就在结束采访准备返回时，她遭到了政府军的攻击，子弹打进了她的肩膀、胸部和眼睛。后来，科尔文在美国大使馆的保护下捡回一条命，但左眼永久失明。科尔文从斯里兰卡归国之后，用文字记录了自己在斯里兰卡的采访故事。为了解斯里兰卡叛军的真相，她当时决定潜入虎穴，“这是我一生中作的最难的决定”。在没有电话、药品少得可怜的情况下，她采访了许多村庄。有一次，为躲避照明灯，科尔文躺在一块杂草丛生的开阔地里。每隔5分钟，附近斯里兰卡兵基地就发射一枚照明弹，一草一木都照得清清楚楚。突然，她被远处射出的子弹击倒在地，她努力挪动自己的身体，期望能够找到一些遮盖物。结果很快被叛军发現，并抓住了她。科尔文当时十分恐惧，以为自己就要死了，极度的恐惧使她晕了过去，血不住地流下来，醒过来后，她开始大叫：“英语！有谁会说英语吗？”但是，附近只有更多的炮弹落下，耳旁只听到士兵们歇斯底里的叫喊。

　　失去眼睛后，她曾自问：“我为什么要报道战争？”她在文中坦言，科尔文思考了很久，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注重的是战争中的人性，我想告诉人们战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战场外妻离子散；交战双方都不肯公开真相。所以，我的职责就是做一名战争证人。”电视台采访她时，主持人问：“真的值得你拿生命去冒险吗？你还会走得更远吗？”科尔文迟疑了一下，答道，“一切都是值得的”。

　　她的母亲萝斯?玛丽，听闻女儿在叙利亚遇难的消息，潸然泪下。她在悲痛之余告诉记者。“除了文字，女儿留给这个世界的是激情，即便是再困难，她对事业都充满了满腔热情。”她希望科尔文的一生有个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