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岁的他坐在我的面前，儒雅又帅气，天庭饱满，眼睛明亮……
品着清茶，我听着他的讲述……
14岁，我考取了清华大学
1981年，我出生在青岛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当过行政领导，后来到海尔集团担任总工程师。我的父亲母亲都是视事业为生命的人，父亲在青岛，母亲在她的家乡郑州一所中学教书。我出生不久就被寄养在姑妈家，5岁时，母亲曾一度来到青岛崂山的一所中学教高中，把我接到了她的身边，并送我读小学。谁也没想到，年纪最小的我居然学习特别好，还跳了两级，9岁时，就上了初一。周围的人，都称我为“神童”。
我10岁读初二时，母亲重返郑州，调到了河南电大做教师，我随母亲转到了郑州二中，这时候的我，和母亲朝夕相处，对她的感情极深，我们既是母子，又像朋友，无话不谈。现在回忆起来，那真是我记忆中最快乐的时光！
1995年，14岁的我参加高考，一举考上了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可我根本没打算去读，我舍不得和母亲分开。父母可能也担心我年龄太小，生活自理能力差，也就没有坚持一定让我去北京。于是，我就读了母亲任教的河南电大应用电子技术专业。
1996年，母亲有时感到胃痛，有时感到腹痛，直到她去世之前的一个多月才被诊断为晚期肝癌。但医生和我都瞒住了母亲。
15岁的我了解癌症是不治之症后，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什么叫心如刀绞。可我鬼使神差地没有告诉父亲。我和父亲没有感情，我认为母亲和他也没有感情。
我记得很清楚，1997年农历三月初四，母亲溘然长逝，她临终的时刻，只有我一个亲人。
这时的我，是那样的孤独无助，我通知了父亲，也通知了亲戚。父亲马上赶来了，当他知道母亲得的是肝癌，可我却没告诉他时，他的目光痛苦得令人吃惊。
母亲下葬之后的那个夜晚，父亲和我静静地坐在一起。
我说：“咱们没家了！”
流浪的脚步遍布天涯
父亲哪里知道，我已打定主意去流浪了！
从家里出来，我就到了郑州火车站，看见了一列运煤的货车，我就爬了上去，躺在了煤堆上，直到平顶山车站。
我在煤矿天天铲车卸煤，每天也就是15～20元的收入。
就这样工作一个月以后，有一天下雨，我去盖煤矿的井口，一下子掉进了几十米深的井底，当时就昏了过去。矿长为我付的医药费。三个月后，我基本恢复了健康，但矿长说啥也不要我了，他怕我再出事。临走时，他还给了60元钱，我很感动。
我不知该去哪里，又搭上了一列运煤车，这回走得远，我一下子到了宁夏固原县的杨磨乡，碰到了另一个流浪的大男孩。
这个大男孩姓马，我就管他叫小马。我和小马漫无目的地走，三天之后，到达了一片草原，到现在我也不知那是什么地方。那里百里无人烟，但有一个很大的奶牛场，奶牛场的主人是一个三口之家，男的四十多岁。我们去讨口饭吃，男人就说：“你们别走了，就在这里放牛吧！我管你们吃饭，再给点零用钱。”
于是我俩白天放牛、割草，晚上拌饲料，喂牛。后来，这对夫妻又要求我们做饭、洗衣服、看孩子，夜里就住在柴棚里。吃饭的时候，我们被要求在厨房里吃，不能和他们同桌。
让人想不到的是，开始他们还好，后来就经常打我们。瞅准了一个机会，小马偷了男主人380元钱，算是工钱。我们决定连夜逃跑。
后来，我们流浪到了西安的一个蔬菜配送厂，每天把大棚里的蔬菜送到饭店，每天工资10元。但这里物价低，五毛钱可吃饱一顿饭。可工作比较辛苦，早晨三点多就要起床，把菜送往各个饭店和食堂。
我们这些打工仔们，晚上入睡前总会天南地北地闲谈。一个晚上，我听有一个人说：“云南有一个叫河口的地方，从船上往汽车上搬货，搬一次就给200元。要是到那里去干活，一个月怎么也能赚几千元！”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和小马就辞了工，乘火车来到云南，来到了位于滇南山地的边缘——河口镇。
刚开始是做零工，后来找到了搬运的活。河上有船来，有人雇我们去搬木箱子。搬到箱子后，要走一公里的山路，那里有汽车把这些箱子不知运往何处。找到这份工作我真的很高兴，美中不足的是这活每周只有一两次，而且每次都是在天黑或天不亮时。在没有搬货的活时，我和小马就找别的零工做，手头的钱就不那么紧了，后来我俩搬出了搬运工住的大宿舍，租了一个小房间，虽然月租只有一百多元。
一起搬运货物的有8个人。一个月之后，又一次搬货时，突然有警察出现在眼前，原来我们搬的箱子里夹杂着毒品！
当警察知道我们是离家出走的学生后，语重心长地教育了我们。警察希望我们立功赎罪，下一次船来时提前告诉警方，以便摧毁这个贩毒团伙。
我们高兴地完成了这个神圣的任务，贩毒的船再一次靠岸时，警察一举摧毁了这个团伙。
几天后，我和小马去岸边散步，突然看见有三个男子出现在眼前，歹徒们追上了我，向我的脚被刺了一刀，他们的目的可能是挑我的脚筋。由于出血过多，很快，我就失去了知觉。
醒来时，我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身边是小马和两名警察。这次住院两个多月，费用是警方出的。小马一直照看着我，我们成了患难之交。
1998年3月，我出院了。我和小马决定去北京闯闯。
北京很大，就在我们一筹莫展之际，认识了一个山东老乡，他教我们倒火车票。就是他买，然后让我们高价卖掉，从中拿一点提成。没几天，我们又被警察抓住了，这时我们才恍然大悟：倒票原来是违法的！
北京不打算呆了，听人说广东惠州是个好地方，当年4月，我们就来到了惠州。
现在我是职业经理人
我开始反思，自己这么没有目标地东游西逛是不行的，美好的生活要自己去创造，我必须要掌握一技之长，这样才会在社会上有立足之地。
小马认识一个宁夏老乡，他去和老乡学做生意去了。我决定进工厂打工。
我看见侨兴电子有限公司在招技术员，月薪480元，我便去应聘。因为我在大学读过两年电子技术专业，所以那些考试一点也没有难住我，我如愿以偿地进了这家上千人的公司。不夸张地说，我悟性很高，我的工作很快就拿得起放得下了。我想至少我要把一件事情，在一个领域内做得像点样子，真正搞懂一些问题。我明白，只有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开拓，生活才会有意义、有价值、有色彩。我终于过上了正常人应该过的生活了。
1999年年初，我在宿舍里看电视，忽然，我看见电视里播出了寻人启事，其中有我的名字——原来父亲在寻找我。在分别了一年零八个月后，我和父亲见面了，那一刻，我们都不知道说什么。
我的鼻子酸酸的，我望着父亲，第一次感到他的面容是那样亲切。
我随父亲回到了青岛，过了一个温馨的春节。春节后，父亲要我去上学，我拒绝了。我觉得在实践中学习比在学校收获还大。在父亲的推荐下，我进了海尔集团，还是做技术员。
现代企业，越来越欢迎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展露才华的人才。即使你有满腹学问，也要将知识转化为劳动成果，才能转化为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在海尔工作一年多以后，我觉得自己有必要扩大视野。于是，我在2000年3月，再次来到惠州，应聘到中国增长最快的工业制造企业之一TCL集团公司做技术员。几个月后，我又跳槽到深圳的粤海集团。那时候，斯里兰卡的工程师开发了一个新产品，其中的芯片叫HSD34018，那个工程师有事回了总部，可这批产品的芯片参数有一点不对，影响了出货。厂领导急得要命，因为没有人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乘车来到宝安书城，径直找到了有关的书，很快就读懂了。心里有了底，就主动要去试修，结果轻而易举地解决了难题。那时候，我还买不起动辄百元以上的技术书，就把书城当成了图书馆。后来，我把这项技术传授给全体技术员，大家都很震动，因为一般人都会把自己的绝活留一手，好显得比别人高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