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如今40岁以上的人，只要听到这首《红梅赞》，就会想起电影《烈火中永生》，想起那些为中国革命英勇牺牲的先烈们。

　　 江姐——一个在敌人监狱中坚强不屈、慷慨就义的巾帼英雄，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少女的心愿

　　 江姐，本名江竹筠，1920年出生于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江家湾的一个破落家庭，年仅9岁就在袜厂当了一名童工。

　　 江竹筠11岁那年，由于弟弟体弱多病，江妈妈向厂方提出让女儿歇工回家照料，自己一个人多干一些，却遭到厂方的拒绝，要么两个人都留下，要么都被开除。江妈妈一咬牙辞去了袜厂的工作。

　　 这时，正好碰上江竹筠的舅妈生孩子，江妈妈提出给嫂子当保姆，不要工钱，条件是能让一对儿女去学校读书。这样，江竹筠便步入重庆一所私立的福利小学。由于知道自己读书的机会来之不易，江竹筠勤奋刻苦，进校不久便连升三级，得到老师的赞誉。

　　 1935年春天的一个深夜，学校里的一名老师被国民党别动队抓走，罪名是共产党。消息传开，整个学校都被震动了。这名年轻的丁老师不仅是学校公认的优秀教师，也曾是一些高年级学生(包括江竹筠在内)崇拜的偶像。在此之前，如果说江竹筠还怀有少年的幻想，憧憬将来做个音乐家、诗人、工程师，以精神之美来唤醒民众科学救国的话，老师的被捕，则使她一夜间成熟起来。她暗下决心：要学老师的样子，做一个共产党人。

　　 但是，共产党在哪里呢？能接纳她这样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吗？

　　加入地下党

　　 1936年秋，江竹筠考上了南岸中学。寄人篱下令人嫌，江竹筠的舅妈经常无缘无故发脾气骂人，舅舅看不下去，只好另找了一间房，让妹妹领着竹筠姐弟搬了出去，并给了他们一点钱，摆个小摊维持生活。

　　 1939年，江竹筠考入中国公学，并在那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夏天，她写信给昔日的同学何理立：你是否还记得小学时被捕的丁老师？是否还记得当年共同憧憬的理想？对今后的人生道路有什么想法？出于纪律的约束，她没有透露自己已经入党，当然她不知道何理立也刚刚入党。

　　 1941年，江竹筠再次考入当时由黄炎培创办的中华职业学校。作为一名年轻的共产党员，她隐瞒着自己的身份在学校开展工作。“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极力封锁消息，致使重庆各大报纸未能报道事实真相。这时，江竹筠接受了一个秘密任务：散发传单，揭露事变真相。江竹筠和其他进步学生连夜将传单散发到学校的各个角落。第二天一早，撒满传单的整个校园一片哗然，连一些平素不过问政治、甚至倾向国民党当局的学生，也纷纷开始指责国民党“不打日本鬼，专害自己人”的倒行逆施。

　　 江竹筠从中华职业学校毕业后，被作为优等生推荐到妇女指导委员会工作。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宋庆龄，而实际担负领导责任的则是邓颖超。

　　 由于“皖南事变”后国共两党的关系日趋紧张，重庆的形势也不断恶化，江竹筠不得不离开妇女指导委员会，去做地下通联工作。为躲避特务的跟踪，1944年，组织上交给江竹筠一项艰巨的任务——考上四川大学，去做大学生们的工作。于是，江竹筠重拾中学课本，开始了夜以继日的苦读。经过两个多月的复习，24岁的江竹筠如愿考入川大。

　　夫妻儿女情

　　 从1943年5月起，重庆地下党组织派江竹筠给时任重庆市委委员兼下川东工委副书记的彭咏梧当助手，两人假扮夫妻。

　　 彭咏梧，四川云阳人，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中央信托局的职员，因没有家眷，住在单身集体宿舍里，不便于开展工作，更容易暴露身份。而那时的地下工作往往是一男一女两名同志假扮夫妻。虽是出于工作的需要，但纪律却很严格，晚上两人各睡各的。这样的假夫假妻在当时的敌占区并不少见，但由此产生真正感情并最终结为真夫妻的也不少见。

　　 江竹筠和彭咏梧正是如此。由于两人工作出色，且互敬互爱，经组织批准，他们于1945年结婚，成为一对真正的革命夫妻。翌年4月，他们的儿子彭云降生了。由于做地下工作的紧迫性和危险性，家里又不允许请保姆，夫妻俩便不得不将周岁的孩子寄养在他人家里。

　　 江竹筠成为彭咏梧的夫人后，一来出于做地下工作的安全性，隐名换姓是常有的事，二来周围的同志出于对江竹筠的尊敬，渐渐地，人们便不分长幼地称呼她为“江姐”。

　　 1947年底，江姐和彭咏梧先后乘船沿长江东下，奔赴下川东农村武装斗争的前沿——云阳、万县等地开展工作。不久组织上交给江姐一项新的任务，让她回重庆调一批知识分子干部输送到乡下，参加暴动的组织和做宣传工作。让江姐没有想到的是，此次与丈夫的分离竟是永别。1948年1月16日，因情况骤变，暴动被迫提前，彭咏梧所率人马与敌人遭遇，战斗中不幸牺牲。敌人砍下他的头颅，悬挂在竹园坪场的城楼上示众。

　　 在此后江姐写给亲戚的信中，可以看出她对彭咏梧这位战友、良师和爱人的深深怀念：“……由于生活不定，心绪也就不安，脑海里常常苦恼着一些不必要的幻想。四哥(私下里江姐对彭咏梧的称呼)是越来越不能忘了……我记得不知是谁说过，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里死去，死人可以在活人的心中活着。”

　　 彭咏梧牺牲后，江姐日夜思念起儿子彭云。彭云当时被寄养在《挺进报》编辑蒋一苇的家中。1948年春节，江姐从川东返渝购买药品，顺便到蒋一苇家中去看望儿子。见到儿子的那一刻，江姐泪如雨下，伤心欲绝。蒋一苇的妻子陈曦有些不高兴，觉得江姐可能是因为儿子在自己家里受了罪才哭的，便跑到江姐借住的何理立家诉苦。

　　 何理立听了也十分生气：“能找到个安全可靠的地方安置云儿已十分不易，怎么可以如此挑剔？”于是就责问江姐：“今天是过年，跑到人家里去哭哭啼啼，影响多不好啊！”停顿了许久，江姐流着泪说：“理立呀！老彭他已经牺牲了，你说，我看到云儿怎么能不伤心！”何理立的丈夫秋元不久前也被特务抓走，一直下落不明，听了江姐的话，便深有同感，同病相怜的姐妹俩又抱头痛哭起来。

　　烈火中永生

　　 1948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冉益智(曾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的出卖，涂孝文(被捕后也随即叛变)、黄绍辉被捕。接着，涂孝文带着特务在万县逮捕了江竹筠、李青林(万县县委副书记)、李明辉、李承林、雷震，唐慕陶等10名党员，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

　　 下川东案轰动一时，前后审讯长达两个多月。涂孝文告密说下川东农村情况都掌握在彭咏梧一人手里，而特务了解到江姐就是彭咏梧的妻子和助手，于是，江姐自然成为特务们查清下川东暴动的突破口。

　　 江姐被押到重庆后不久，西南行辕二处处长、特务头子徐远举决定亲自审讯。审讯室设在徐远举的办公室里。打手们搬来了老虎凳，吊索、水葫芦，电刑机器、火背兜、撬杠和带刺的钢鞭等刑具，以制造恐怖的气氛，威慑被审人员。

　　 江姐被押到徐远举面前，她扫了一眼各种刑具，从容不迫地回答着徐远举的讯问。“今天是叫你来交组织的，你不要怕。你是一个妇女，起不了多大作用。”徐远举向江姐劝降道，“只要把组织交了，就给你自新。取保释放也可以，参加我们的工作也可以……”但一连十几个问题，江姐都以“不知道”“不认识”作答，后来干脆不予回答。

　　 特务头子火了，下令“上刑”，一场惨无人道的刑讯开始了，各种刑具折磨得江姐死去活来，但她一口咬定：“我不认得什么彭咏梧……把你们的毒刑统统用出来吧！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一个多月的时间，特务们对江姐轮番刑讯，各种狠毒的手段都用上了，但始终一无所获。

　　 与江姐同时被捕的刘德彬，被关的监室正对着监狱审讯室外的小花园，他看见江姐受刑后被拖回牢房，浑身上下血肉模糊。刘德彬提议用五室全体难友的名义，给江姐写了一封慰问信：“亲爱的江姐：一个多月来的严刑拷问，更显示出你对革命的坚贞。我们深深地知道，一切毒刑只有对那些懦夫和软弱动摇的人才会有效，对于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它是不会起任何作用的。当我们被提出去审问的时候，当我们咀嚼着两餐霉米饭的时候，当我们半夜里被竹梆声惊醒过来，听着歌乐山上狂风呼啸的时候，我们想起了你，亲爱的江姐!我们向党保证：在敌人面前不软弱，不动摇，决不投降，像你一样勇敢、坚强……”

　　 这封信在后来的《红岩》《烈火中永生》等作品中都先后被引用，给千万读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由于江姐最崇拜苏联女英雄“丹娘”，所以狱中难友们把她称为“中国的丹娘”。

　　 江姐在回信中写道：“同志们太好了，我算不了什么……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是竹做的，但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1949年11月14日，重庆即将解放的前夕，渣滓洞监狱戒备森严，一个看守高声叫道：“江竹筠、李青林赶快收拾行李，马上转移。”江姐明白，最后的时刻到了。她脱去囚衣，换上了自己一贯穿着的阴丹士林布旗袍，外面罩上那件人们熟悉的红毛衣，仔细地梳理了头发，昂首挺胸走出了监牢……

　　 江姐被敌人秘密枪杀于歌乐山，年仅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