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是谁?这个自称“流寇”的人,究竟与谁“合流”?又如何“为寇”?
2011年5月22日,十六卷本《易中天文集》,在北京首发。
嘉宾名单按年龄排序,座位也这样安排。这是易中天自己的意见:以年龄为序,借此破一下“官本位”;而邀请的标准,是陈寅恪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首发大事办完,易中天抽出时间来到广州,关起门来,就他的“历史问题”,向记者一五一十地做了三天的“口头交代”。
新疆:阅尽人间美丑善恶
“我本来就是流寇一个。在我的词典里,没有什么‘应该’,只有‘不应该’。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弄得‘身份不明,面目不清’,让贴惯了标签的人完全无从下手。”接受采访时,易中天开口便这样说。
“流寇”易中天1965年高中毕业去新疆,从“学生娃娃”转变为“革命战士”;13年后,1978年考进武汉大学读研究生,从“革命文青”转变为“青年学人”;14年后,1992年,从武汉大学到了厦门大学,从“传统学人”转变为“另类学人”;再过13年,从2005年开始,通过上“百家讲坛”,从“另类学人”变成了所谓“公众人物”。
四次转型。第一站,就是新疆。
当时易中天是个文学青年。在兵团农场,他干过大多数农活。也有他没干过的,比如开拖拉机。“拖拉机是‘先进生产工具’,代表‘先进的生产力’,得交给政治可靠、组织上信得过的人。”
“那时有很多荒唐事。”易中天说,比如吃“忆苦饭”,就是水煮苞谷糊,不放盐,还要问你“好吃吗”。你说好吃,他说你认为旧社会好;你说不好吃,他说你跟贫下中农没感情。怎么回答都是错,“就是要整你”。
还有“斗私批修”。白天十几个小时强劳动,晚上还要开会过关,人人“狠斗私字一闪念”,否则别想睡觉。“在那个年代的基层,我阅尽人间美丑善恶。”易中天说。
易中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底子,也是在这时打下来的。1970年庐山会议后,中央决定批陈整风,要求读六本马列经典著作并写出论文。读书任务被层层分解,易中天所在团场被分配阅读《哥达纲领批判》。这个任务落到“有文化”的易中天身上,他得以到团部脱产读书。他趁机把《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都读完了。他喜欢“马恩”的文风,很多能背。
“新疆这段经历让我认识了真实的人生,这是我所有著作的一个底色。”易中天在离开新疆三十多年后说。
武大:同学脸都吓白了
易中天是在1978恢复研究生招生考试那年,以同等学力考进武汉大学,读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生的。这是他转型的第二站。他在武大饥不择食,利用研究生享受教师待遇,可以进馆入库借书的特权,拼命读书。甚至把图书馆里马恩全集第42卷《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抄写了一遍。他听讲座,文科的、理科的,统统都听。他也和同学们讨论问题。谈得最多的,是后来成为哲学大家的邓晓芒。直到现在,易中天有什么拿不准,还会去请教邓晓芒。
后来易中天总结:聊天、听讲座的收获,不亚于上课。学生不是教出来的,是熏出来的。
易中天觉得武大那时的学风非常好。毕业论文答辩会时,从哲学系请来的答辩委员刘纲纪,与导师吴林伯的某些观点不同。易中天就跟刘纲纪当面争起来,针锋相对,寸步不让,“旁边的同学脸都吓白了”。没想到,最后刘纲纪给他的成绩是“优”。
毕业时,易中天遇到了麻烦。当时研究生毕业,都由国家统一分配,而且有四个基本原则: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已婚、带薪的考生,原则上回原单位所在地区。易中天的四个条件都符合,按规定必须回新疆。
导师胡国瑞认为他是难得的人才,主张留校。系里同意,但需要找校长。那时,刘道玉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他亲自上门听取胡国瑞的意见,并通过教育部长蒋南翔,找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把易中天留在了武大。1984年,刘道玉又任命留校才两三年的易中天为中文系副主任,易遂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之一。
刚刚留校的易中天只是“青年教师”,连助教职称都没有。他的课叫“文艺审美心理学”,也不“循序渐进”,一上来就是弗洛伊德、格式塔,口碑传开,郑州、长沙等高校的教师也赶来听,窗户上、走廊里挤满了人。
著有国内第一部断代文学史(《魏晋南北朝文学史》)的胡国瑞,因为在政治上被视为“走白专道路”,一直受排挤和打压。老校长李达在“文革”中遭受迫害,含冤去世。胡国瑞赋诗云:“天意何曾重斯文,万民刍狗总非仁。”这让易中天极为敬佩。
“我有新疆的苦难生活做底子,又有胡先生这样的人生境界和人生态度做引导,还有什么迈不过去的坎?”易中天说。
厦大:“土匪”变“流寇”
1988年刘道玉被免职后,武大风气的转变让易中天感到压抑。有人推荐他去厦门大学,他没有片刻犹豫就举家迁往厦门特区,时在1992年。
这是他转型的第三站。这一年,他出版了《艺术人类学》,并两获大奖,却高兴不起来。因为这部著作虽然创立了新的学说(艺术是人的确证),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学术反响”。他和邓晓芒合作的《走出美学的迷茫》(后更名为《黄与蓝的交响》,第一作者邓晓芒),初版更是印数寥寥,以至于邓晓芒在再版序中说:由于出版界愚蠢的失误,中国当代美学的发展至少要推迟二十年(本书于1999年和2007年再版,印数上万)。
在厦大,易中天认识了学者林兴宅。林兴宅是1980年代的风云人物。当时洛阳纸贵的“走向未来”丛书,就有他一本,当时人称“北刘(再复)南林(兴宅)”。林和易中天散步时说,现在做事情有两个选择:要么做学术研究,那你就埋头去做;要么去为当前的社会生活服务,那你就走出校门,走向群众。中间的道路是不可取的。
易中天想了想,觉得前一条路适合邓晓芒,自己得选后一条。结果,虽然都是“土匪”(没上过大学直接读研),邓晓芒成了“坐寇”,易中天成了“流寇”。于是有了《艺术人类学》《破门而入》《闲话中国人》,又有《中国的男人和女人》《读城记》和《品人录》。
要讲清中国历史,必须弄清楚中国政治,于是有了《帝国的终结》和《帝国的惆怅》。回头再看中国历史,不能不追溯到春秋战国,于是有了《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也就有了《我山之石》和《中国智慧》。至于《书生傻气》和《公民心思》,“算是土匪打劫之余,打的猎吧。”易中天说。
电视:“你怎么看学者明星化”
转型是成功的,但开始并不容易,难就难在话语习惯。易中天发现,读者如果是大众,那就不能端着,不能拽。屁股决定脑袋,脑袋决定嘴巴,屁股一定要坐到人民大众中去。
一通百通,方言、俚语、段子、顺口溜,易中天张口就来。凤凰卫视《纵横中国》栏目总策划王鲁湘和策划助理陈勤发现了他,请他到成都拍四川篇。在演播厅,王鲁湘问,李白有《蜀道难》,郭老有《蜀道奇》,你能不能也弄个“蜀道啥”的?易中天脱口而出:蜀道通,蜀道畅,蜀道通了四川随你逛。四川火锅麻辣烫,四川姑娘都很开放。全场笑翻。
调侃之后还得找补回来,于是他又说:蜀道通,蜀道畅,蜀道直通青天上。银燕穿空任翱翔,铁马奔驰通康藏。山有情,水无宕,蜀中父老频相望。请君多到四川来,看我天府新气象。
这当然是电视人喜欢的风格。做《纵横中国·湖北篇》武汉那一集时,嘉宾讨论武汉人的精神。易中天马上用武汉话说,就是“唰喇”,意思是“快”。武汉人喜欢快,不喜欢慢。比如吃热干面,就得快。做也要快,吃也要快。但更多的时候,不是指物理速度,而是心理速度,也就是“爽”。他进而解释:唰喇,也许是“爽朗”的音变。热干面,是武汉人最爱吃的早点;唰喇,是武汉人最爱说的词。两件事,几句话,武汉人的性格就说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