熬过了严冬的人，离春天还会远吗？

　　 “联想”的雏形，孕育在一间小平房内

　　 1968年毕业于西安军事电子工程学院的柳传志，直到他开始创业“联想”之前的十多年间，用他的话说，叫基本“一事无成”，且过得十分“憋屈”。个中原因，当然不能说他自己不努力，乃因时代大势不顺，天时地利几乎没有——“文革”耗去了十年，知识分子“劳动改造”又去几年，好不容易分配到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专业虽不大对口（他是学雷达的），但他仍有一腔豪情想另辟蹊径干出点成果来！他相信自己有这能力。

　　 进入1984年，好不容易结束“折腾”的中国，却又不得不必须经受改革初期的阵痛，那是个躁动、纷争、摈弃传统和追寻未来的时代，当全国都沉浸在一种激昂的情绪中，计算所却面临前所未有的冷清——来自国家军事部门的计划没有了，也没有下拨新的资金，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政策的出台，传言计算所也将逐步缩减财政拨款，以后要靠“市场”找饭吃，这使得原本日子过得紧巴巴、又无所事事的一千多名科研人员更加不知所措。

　　 接下来的故事顺理成章。因为所里的领导也在苦思冥想“突围”之法，只是苦于一时找不着合适的人来牵头。柳传志的适时“跳出”，让所领导眼前一亮：此人虽不是科研业务尖子，却绝对是一把“组织”好手，他人品好，人缘也好，更重要的他有眼光，口才也好（这在书呆子成堆的地方难得），懂业务还会管理（刚刚还被调去中科院人事局干了几月的纯行政管理），得，就让他来牵头为计算所捣鼓个“公司”吧。

　　 送报告，跑审批，搭架子，招人马……领受重任的柳传志一夜之间仿佛换了个人，浑身迸发出了被压抑太久的活力，不长时间，筹备公司的一应手续全部搞定，物色的人选基本到位，公司办公的“窝”有了着落，更让柳传志欢喜鼓舞的是，所领导慷慨大方地给了他20万元的启动资金——那是计算所通过出租大型计算机设备赚的租金并日积月累下来的全部“积蓄”！

　　 11个人，20万元，1984年10月17日，后来如日中天、如雷贯耳的联想集团的雏形，就诞生在一间20平方米、分成里外两间的小平房里——具体地址是北京中关村科学院南路2号，实则就是计算所的传达室。

　　 这天在小平房里召开了公司成立大会，史称第一次“小平房会议”。11人全部到齐，尽皆早生华发的中年人，柳传志算最年轻的，也是四十当头。

　　 据柳传志后来回忆，那天的公司成立会既无缤纷的仪式议程，也鲜见庄严肃穆之气氛，充其量只干了两件事：第一是打扫办公室，第二是为公司起名字。

　　 小平房里空空荡荡，别说经理、副经理的“大班”桌，任何桌椅都没有，且到处积满灰尘。因此，当11个人全部到齐后，第一项“议程”便是打扫卫生，搬运桌椅。大家忙得不亦乐乎，兴致勃勃，毕竟这是新生活的开始。等到做完了清洁，搬来了三个长条凳使得公司“全体员工”得以都坐下时，大家才突然一致想到：本公司还没个叫得响的名字呐！

　　 于是，在柳传志的提示下，大家坐在长条凳上，开始冥思苦想。那一刻，相信每个人脑海中都把当时在中关村所谓“电子一条街”上的所有名号都搜了个遍，每个人都雄心勃勃想超过那些已有的名号，结果想出来的五花八门，根本无法统一。吵吵嚷嚷半天，最后大家终于在以下问题上达成共识——即首先不能没有“中国科学院”，因为这是国字号的招牌，不能丢；第二不能没有“计算技术研究所”，因为它是中国计算机科学的最高殿堂；第三不能没有“新技术”，因为包括柳传志在内，进入公司的这11名创业元老谁也不愿意把自己混同于街头那些倒买倒卖所谓电子元件的小商贩；最后，还不能没有“发展壮大”的意思，因为公司寄托着他们每个人的梦想。这样一番“统一认识”，最后柳传志拍板定下名称，就叫——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新技术发展公司。

　　 在中关村潮起潮落的创业史上，从这一天开始新增了一家公司。而在当时，谁也不曾想到的是，这家毫不起眼的小公司，在经过最初几年的艰难拼搏后，会一举成长为中国最大的计算机公司，并用了不到20年时间，就跻身于世界500强企业！

　　“第一桶金”背后的屈辱与惨痛

　　 直到转过年来的1985年2月16日，柳传志在中关村十字路口一面朝阳的墙上竖起了公司的宣传牌（据考证，这是中关村的第一块广告）时，柳传志与他的同仁们对公司成立后的经营方向仍没个准主意。

　　 宣传牌上倒是有鼻子有眼，主题词是16个字：技术先进，质量上乘，价格合理，信守合同。一旁标有“服务范围”，并留下地址电话。于是，当打听到说某某妇联一个有来头的女人手里有大批彩电时，连柳传志都情不自禁地认定赚钱的机会终于到了。

　　 毕竟是公司的头，知道谨慎为妙，于是千叮咛万嘱咐属下：不见兔子不撒鹰，一定要亲眼见到彩电才能打款。不久手下人兴致勃勃告诉他：一点不错，亲眼所见了。然而等到柳传志把钱汇过去，那“亲眼所见”的彩电便无影无踪了。

　　 20万元启动资金还没来得及捂热便一下子被骗去了14万！柳传志平生遭此一劫，差点没背过气去！商海险恶啊，这也太险了啊！还让不让我活了？

　　 常言祸不单行，福无双至。如果以为柳传志创业初期只被骗过这么一次，那就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他被骗过多次，其中最要命的一次是1987年。那时他为了从国外进口机器，需要把人民币换成外汇打到香港，结果300万元钱被深圳的一个进出口公司骗走了。300万哪，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急火攻心的柳传志一下子病倒了。“当时这件事情把我急出病了，我当时为了找到这个人，我甚至拿板砖拍他的心都有，在他们家蹲了很长时间。”柳传志说，“后来把这个钱追回来以后，到了晚上2、3点钟依然被吓醒，后来真的得了毛病了，说话前言不搭后语，住到海军医院调整三个月才调整回来。”柳传志回忆起来依然后怕。

　　 创业初期的磨难颇有点不堪回首，但最难的还是在那个计划经济刚开始向市场经济迈腿的坎节儿里，面对你做什么都要有“批文”，但怎么做又什么规矩没有，硬做起来不是闯“红线”就是遭“暗算”的乱象，真让柳传志有点欲哭无泪。

　　 交了足够的“学费”后，柳传志终于下定决心，把公司未来主营业务的方向，还是定在开发个人电脑上。当其时，19岁的美国人迈克尔·戴尔创办了“戴尔”公司，不久，比尔·盖茨为“微软”设定了那个著名目标：“让每一张办公桌，每一个家庭都摆上电脑。”柳传志当然敏感地意识到了这个商机，再说，他依靠的“背景”不就是国内研究计算机的最高“权威”吗？

　　 可是，柳传志的公司当时却不能“造电脑”。不能造那我先搞代理行不行？一想到若能代理当时风靡全球的IBM微机便立马可赚到白花花的银子，柳传志不免心驰神往。然而同样不行，因为柳传志也没有“进口许可证”。

　　 “进口许可证制度”让柳传志恨得牙痒痒的，这个当时的“怪胎”害了多少人？不得而知。反正它造成的一大景观就是，真正在做进出口生意的商人偏偏就没有那玩意，手中有那东西的人大都又不做生意，于是，通过受贿或直接倒卖“许可证”，即成为一段时间里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中冒出首批贪腐分子的直接催化剂。

　　 决心先从“代理”入手进入个人电脑业务的柳传志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发动公司同仁到处去找手上有“许可证”的“神仙”，一找找到了境外，香港中银集团有个电脑部，他们有“证”。柳传志立马飞赴香港，登门拜望，口若悬河地与对方大侃，声称自己有中科院计算机所的背景，光科研人员自己需要就不下千位数以上的用户，接下来的订单会如雪片般飞来，因此代理不成问题。于是双方达成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