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妈第一次走出小乡村，背着被褥卷，也许还拎了一土布袋热红薯，搭汽车，转火车，再汽车，从河南出发，去武汉上大学。半个月之后，她写信给她的妈、我的姥姥：“同学们都有蚊帐，我没有。”姥姥回信：“蚊帐是什么？”

　　我妈详详细细写给她：“一种很稀很稀的棉布，和床一样长一样宽，高度比两张床之间的距离多一些。”我妈用线量的尺寸，三根长线就是三个尺寸。

　　没画图吗？蚊帐有一面是要开门的，没画图怎么说得清？——我想象着我妈每晚从帐下钻过的狼狈。已经荣升姥姥的我妈，戴着老花镜在穿针走线改造购物袋，不看我，口气里有小小的得意：“当然说得清呢。姥姥可不是你，比你明白多了。”

　　就这样，那年新棉花下季的时候，姥姥纺线。织“很稀很稀的棉布”，裁剪，缝纫。总之，暑假结束，我妈再上学的时候，行李里有她小小的自矜：她，也有蚊帐了。

　　30年后，我家三姐妹相继考上大学。到了我，一切因陋就简，能省就省。搪瓷脸盆是掉漆的，枕巾其实是毛巾，还有这一床姥姥的蚊帐。

　　我接受它，像五四文青娶指腹为婚的童养媳，打心眼儿里不想要。它小，和单人铁架床严丝合缝着，本来就狭小的床铺，这么密不透风一笼，我恰如被抢亲的祥林嫂，五花大绑在花轿里，轿门一开，人就倒出来。它孔眼大，是“只防大蚊不防细虻”的君子作风。最重要的是，它太旧了，土布已经灰得发黑。全寝室女生的蚊帐都其白如雪，只有我的，毫不客气地给社会主义抹黑。

　　有一次，一个外班女生来寝室逛，我听见她向人打探：“那是谁的床？看着好脏。”我很愤怒。却没法向人解释：它不是脏，它只是积了太多水洗不净的历史尘埃。

　　它很快就拉了大口子，大概是被我一屁股坐上去了。布质已朽，经不住我的吨位。我带回家给我妈过目：确实不堪用了，之后全无心肝地弃之。

　　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我抛掉了这世上最后一件沾有姥姥手泽的事物。她的爱与尊严，全在这一针一线里。

　　而我，长到很大，才知道我家其实一直很穷。但我从不曾感受过穷：该有的电器家具我家全有，是我爸做的；该有的四季衣物我也全有，是我妈做的。姐姐们穿剩了给我，不断短了又加长，我妈硬有本事把它处理成华美的绲边，像复古，像vintage。我的大学同学记得我背过的牛仔书包，时髦得紧，也是我妈的手工。

　　现在我也做了母亲。不会任何针线活，我妈安慰我：“你会写文章。”我唯一的骄傲是：我与我的母亲、我的外婆一样，都是非常勤勉的女子，愿意勤扒苦做，只为了让这人生更丰盛富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