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7月20日，一个闷热的夏夜，四处静悄悄的。凌晨，出租屋里，9个月大的女婴使劲地蹬着摇篮。她已经生病好长时间了，母亲起身安抚她，喂她吃米糊。睡下不久，她又被烦躁的小女孩吵醒。3点左右，女婴再次蹬了起来。
母亲睁开眼睛，坐在床沿，看看身边沉睡的丈夫，啜泣着。逼仄的小客厅里躺着一家五口，被浑浊的躁热紧紧包裹。
过了一会儿，她抱起女儿，走到广州车陂河涌边，将女婴丢了下去。
儿子
杨斌翻阅着卷宗，凝视着被溺死女婴的相片——她穿着一件很喜庆的红色肚兜，头发微卷，两手还张开着，微闭的双眼掩不住那长长的眼睫毛，仿若熟睡。杨斌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小女孩没来得及取名字，这是她在世间的唯一留影。在8年的检察官生涯里，杨斌从未如此震动。她整夜整夜地想那条幼小的生命，默默地哭泣，多残忍的母亲啊！她想，提审时一定要狠狠地教训她。
看守所里，杨斌见到了溺婴的生母周模英。
“你的女儿乖不乖？”
“乖。”
“你的女儿漂不漂亮？”
“漂亮。”
“为什么要杀死她？”
周模英清瘦憔悴，埋头不语，坐着坐着就滑下凳子，痛哭失声：“我没有资格做母亲，我没脸见我女儿，判我死刑吧!”
本想骂她的杨斌却安慰起来：“你还有两个孩子，要勇敢活下去!”
杨斌内心陷入了挣扎。可爱无辜的脸，痛哭流涕的脸;痛哭流涕的脸，可爱无辜的脸，两张脸庞在眼前交替浮现……该如何写公诉词?倾向重判?争取轻罚？
家人的态度是量刑依据之一。杨斌决定约见周模英的丈夫熊墨得。
寒冷的冬日，熊墨得抱着儿子，站在杨斌面前。小男孩一身脏得发黑的红衣服，散发出臭味，额头还有一块伤疤，结着痂。
“怎么不小心一点啊？”
“我能怎么样，他自己摔的。”
熊墨得冷冰得像一块石头。杨斌心疼地抱过男孩，男孩安静地待在她怀里，直直盯着他，紧抿着嘴，一言不发。
“你认为你对妻子的行为负有道义上的责任么？”
“我有什么办法，我要出去赚钱。”
“你对这个事怎么看？”
“都发生了，我有什么办法，我又没读过书。”
长大后儿子会像父亲么？杨斌望着他们远去，心想：这个家不能散，孩子不能没有母亲。
母亲
1998年，周模英嫁给了熊墨得，两人都是二婚。她曾嫁到湖南，不久丈夫病死，只能重回江西老家。熊墨得的前妻不堪贫穷，弃他而去。婚后，他们借住在哥哥的房子里，种田砍柴，生儿育女，平淡地过着日子，直至4年后的纠纷。
那时，因为田地的灌溉问题，熊墨得与邻田的农户打起架来，双方拿着锄头互砍。对方兄弟多，要熊墨得赔医药费，不然就得挨揍。负伤的熊墨得逃到了广州，周模英从此独身带着两个孩子，待在老家。
不幸接踵而至。
2004年，对方又上门找熊墨得，他们把熊家砸烂，大着肚子的周模英躲在一边哭泣。生产时，身边只有4岁的女儿和1岁的儿子，没有接生婆，没有亲人照料，周模英独自在家把孩子生了下来。
年末，小女儿还未满月，周模英抱着她和儿子挤上了开往广州的火车。下了火车，她来到天河区车陂的一个城中村。小姑子一家住在这里，那是他们在广州的亲人。房子一室一厅，月租300块钱，她一家则挤在客厅里。
2005年5月，小女儿高烧不退，她花了200元到正规的医院治疗，可是此后反复发作。为了治病，她又把自己的结婚项链卖掉了。
手头的钱已经花光了。她打电话给小姑子，总是欲言又止。她不敢向父母诉苦，她已经31岁，不能再依赖他们、让他们操心了。
7月20日凌晨，藏在摇篮底下的全家积蓄只剩30块钱。她放弃了小女儿，也打算放弃自己，可她没有跳下去。等待着她的，是6年的牢狱生活，以及一名渴望自我救赎的检察官。
开庭
杨斌慢慢了解到周模英背后的故事。许多次，她把自己想象成周模英，反复地问自己，如果置身于同样的处境，能做得更好么？她说不出一个肯定的答案。多年以后，她这样认识自己的角色:一名检察官的位置，就像是医生，而罪犯则是病人，医生能一味抱怨病人为什么要生病吗？生活在重污染区的人，总是比较容易得癌症，而那些呼吸新鲜空气的健康人，难道对他们没有责任和亏欠吗？
12月7日，在法庭上，作为公诉人，她为被告人周模英请求从轻处罚，“周模英的遭遇，固然是她个人的悲剧，但何尝又不是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悲剧？周模英站在法庭上接受审判，固然是法律的胜利，但是我们不能漠视隐藏在背后的社会原因和背景，我们不能忘记站在她身后的那些挣扎在社会底层、为生存而苦苦呻吟的人们，他们的苦难和命运。这也是法律应有的良知。”
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周模英11年有期徒刑，周模英当场表示不上诉，很长一段时间，她坚持要服完11年，以惩罚自己。尽管未对宣判产生重大影响，杨斌的法庭陈情却引起了巨大的争议。
有人提起计划生育，“养不了那么多，就别生，真该死！”
有人挥舞道德大捧。庭审刚结束，一个朋友便气冲冲地跑上来：“淹死自己孩子的行为居然可以得到法律的同情！还有没有道德底线?溺婴者决不能轻饶，否则会纵容此类犯罪并引起穷人效仿！”
杨斌冷冷地看着她：“如果生母溺婴不构成犯罪，你会不会淹死自己的孩子？不会吧？如果生母溺婴不但不构成犯罪，还会获得奖励。奖你10万元，你会不会淹死自己的孩子？还是不会吧？你自己都不会做的事，凭什么认为别人会去效仿？就因为你有权有钱，就道德高尚，穷人就低贱到又疯又傻要淹死自己的孩子？”
她一口气说完。她知道这朋友是如何得到这种有钱有权的生活的。她想，被告席上的人没偷没抢还付出了劳动，而这种不劳而获的人居然有脸充当起道德卫士？
没等对方反应，她直截了当地说：“如果你非要把周模英的行为视为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社会问题，那么我认为，那是因为你的内心太阴暗，才会把人类把人性想象得如此丑陋。先反省一下自己的道德吧！”
杨斌把话丢下，扬长而去。
领悟
2005年的争议让杨斌感到困惑与彷徨，难道自己做错了吗？
她开始反思过去几年的生活。1998年，那时杨斌成为一名检察官，她对工作热情十足。她不停地发问，直至把每一宗案子的难点疑点理得清清楚楚。她一年办下100多宗案子，铁面无私，被称为花都检察院“最无情的人”，被评为广州优秀公诉人。她无限同情被害人，觉得世界善恶分明，对罪犯满腔愤怒，她为自己公诉成功的案件数量骄傲，而每一次的成功，她都有一种正义伸张的快感。
“10年前一个炎热的夏天，到处是白晃晃的太阳，路上空无一人。我正在看案子，一名老人敲门进来，他汗流浃背，从皱巴巴的布包里，拿出两页小学生作业纸写的诉状。案子是我经办的，他是被害人的家属，可我们只收复印件。当时，那一带还没有复印店，老人只能坐车到老城区复印给我。
“我没理他，他站一会儿，就走了。我突然心里很难受，就跑出去追，我说老人家，我帮你复印吧。他的泪水立刻流了出来，哭得很厉害，他说儿子在这边打工，突然就没了。他从山东老家赶过来，因为听说这里可以提请刑事附带民事，为了提交这两张纸，先是跑到交警，交警说让到法院，法院又说让到检察院。老人家就像孩子，那种委屈一下爆发出来。
“这件事对我的触动特别大，从此之后，我愿意为他们做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尽我举手之劳，送杯茶，给支烟抽，耐心解答疑问。因为当事人的家属通常是很无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