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他爹把小站交给他的那天，对他说，娃，爹老了，你在这儿好好顶替爹，别让爹不放心。你别看小站小，责任可不小啊！你看这铁轨，从戈壁滩一直连到北京，都是一根一根用铆钉铆着哩，少一颗铆钉，整个铁路就连不起来，少一颗铆钉，火车还咋开？咱小站，就好比铁轨上的一颗铆钉，知道不？该铆哪铆哪，这都是有规定的。铆在那儿，就不能松劲。

　　 记着爹的话，他在小站上30年没离开过。现在他快50岁了，老家的爹妈早都离开了人世。家没了，小站就成了他唯一的家。小站外边的世界啥样，如何精彩，他无法看到。一天24小时，他都得定时定刻，拿着红绿小旗，不停地迎送开过来开过去的一列列火车。火车从面前开过去的一刹那，他感觉特自豪，特隆重，特伟大，觉得小站一点也不小，跟大站一样庄严。无论火车喷出的是白气，还是黑烟，他都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接受那巨大气浪所带来的热烈和激动。他总要等到火车开远了，远得一点影子也看不见了，才收起那两面发黑的红绿小旗，走下站台来。

　　 每次送走了火车，他都觉得有一种很难受的空寂感，他坐不住，也躺不下，习惯地走到小木屋的后边，望着无边的大戈壁，望着一束束被风吹裹在碱蒿根上沙沙作响的塑料兜，望着天山顶上的飞云，望着电线杆上的白瓷瓶，把头靠在电线杆上，静听那种呜呜的细说。

　　 唯一使他不寂寞的，就是站区内那一盏盏三色信号灯。他觉得，在这个寂静的大漠里，那不是普通意义的灯，那是一种活的眼，像人的眼，有灵性的眼。这些眼，似乎每时每刻都在跟他说话，绿灯说什么，红灯说什么，黄灯说什么，他一看就懂。

　　 刚来小站的时候，他不曾想就这样一直到老，整个儿都铆在小站上。他曾梦想过当一名火车司机，当一名列车长，当一名乘务员，让火车载着自己，风风光光地在全国大城市之间来回跑。那时他就把局里发给他的工资，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一年，全都攒起来，准备将来挑个大城市，找个媳妇，在城里买房子，舒舒服服过日子。可现在他感到这种希望，似乎越来越远，越来越不现实。但他仍然那样渴望着，渴望着。渴望有一天，能走出这小站，越过大漠，去看看大漠那边的城市，看看城市里的大街，看看大街上的人。

　　 他特想见到人，特想跟人说话。后来的后来，再后来的后来，他慢慢懂得，这种想法，对他来说，是一种奢望。

　　 但是，他想说话，十分想跟人说话。

　　 那年秋天，几个到山里来挖贝母的河南人，路过小站，到小屋里来跟他要水喝。他一听到家乡口音，高兴得跟疯了似的，拉着老乡们的手说话，留老乡们吃饭。把自己小站里能吃的，能喝的，全都拿出来招待老乡。

　　 发疯似的热情，弄得老乡们愣愣的。老乡们不敢吃他的，也不敢喝他的，一个个急着要走。他不让老乡们走，死拉活拽，留老乡们说话。他越拉，老乡们心里越是没底。趁他不备，都逃命似的，背起蛇皮袋，就往山里跑。弄得他急出泪来喊：“老乡，再说会儿话吧！再坐会儿吧！成吗？”

　　 这是他到小站来以后，第一次看到家乡人，第一次听到家乡话。家乡人走了，家乡人再没有来过。可是，家乡人又一次撩起他想跟人说话的欲望。

　　 那年冬天，大雪封山，天连地，地连天，一个白皑皑的世界。早上他起来开门，发现一只小野兔冻僵在门边。他把它抓在手里暖。已经冻得发硬的小野兔，慢慢在他手里动了起来，他高兴极了，连忙把小野兔放到自己怀里，暖得小野兔一对大眼睛骨碌碌地转。他把局里送来过冬的白菜萝卜拿出来喂小野兔，整天跟它有说不完的话。他问它家在哪，想不想家，为什么跑到铁路上来。他跟小野兔说了一冬的话。

　　 到了来年春天，戈壁上的冰雪融化了。

　　 小野兔不辞而别。

　　 小野兔走了，他无法再找到。他整天整天地对着戈壁滩吼，火车开过去了，他也吼。他希望火车把小站人的声音，带到大漠那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