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普林斯顿念书的时候，潘勋卓(Andrea Pasinetti)是一个有洁癖的美籍意大利人。生活用的东西要求非常干净，即使出差一天，也会带一箱子衬衫，穿过的衣服都叠得很整齐收在行李箱里。现在他经常坐着各种见都没见过的交通工具，往返在中国的城市和山村之间。一到乡村的学校，和浑身尘土的学生滚在一起，和当地老师住在潮湿阴暗的宿舍，潘勋卓的洁癖就消失了。

　　 潘勋卓是公益组织“中国教育行动”的CEO，也是整个机构工资最少的人——零薪酬。差旅费都是自掏腰包，还投了很多钱在机构的运营中。“中国教育行动”在北京有20多个员工。潘勋卓选了一个实惠的商住两用办公室，厨房改装成会议室，餐桌就是办公桌。

　　 中国假期的时候，中国工作人员放假，美国工作人员在上班，潘勋卓也在上班；美国假期时，美国工作人员休息，中国工作人员在上班，潘勋卓还在工作。

　　 “办公室是租的，不多用就浪费了。”他笑了，觉得自己开了个不错的玩笑。潘勋卓的中文时好时不好，一般来说上午好过下午，但是提到“中国教育行动”，一整天的中文就会很好。

　　“自我一代”的乡村发现

　　 2007年来北京之前，潘勋卓完全没学过中文。他是普林斯顿大学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的高材生，高大英俊，前途无量。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是美国政府最重要的智库之一，毕业生常常选择在政界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

　　 潘勋卓在普林斯顿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的教育改革和新农村运动。为了完成毕业论文，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到清华大学进修。从大西洋沿岸来的青年很适应北京的干燥天气。他喜欢北京的冬天，最爱在北京的冬天听着广播吃烤鸭。没过多久，潘勋卓的汉语已经突飞猛进。“我用非常普通的普通话和让人汗颜的汉语，努力研究着中国的新农村政策。”他说。

　　 那时，在同一个楼里，来自河南的胡婷婷正在攻读历史系硕士，来自耶鲁大学的美国姑娘温慧玲正在研究农村和环保。潘勋卓和她们常常相见却不相识。当时他们还不知道，三个人的人生很快就会连结在一起。

　　 汉语进修结束后，潘勋卓把论文的方向定在了中国新农村建设。为了去农村做实地调研，中文还不很流利的他在水木清华论坛发帖找中文老师。第一个来应征的是胡婷婷。

　　 他们的第一站是云南临沧的双江县，一个被称为“云里的县城”的地方。英国驻华大使馆在那里资助建立了一所山村小学。两个人坐飞机、转巴士、再换拖拉机，离小学还有一段距离时，拖拉机就陷在泥里怎么也动不了了，停在一片甘蔗林边。

　　 天已经黑了，快饿晕的两个人，借着月光，看见那所小学的校长骑着摩托车从山上下来。摩托车上放一个黑乎乎的铝盆，里面盛着炖好的土鸡。甘蔗林、月光、土鸡汤，成了潘勋卓对中国农村最深的最初印象。

　　 从2007年秋天开始，用了半年时间，潘勋卓接连走访了云南、河南、广东、青海、北京周边500多所农村小学。潘勋卓听到最多的就是农村优秀老师招不来，留不住，通常只有20%～50%的农村学生能够通过中考。

　　 潘勋卓的父亲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医学教授，母亲在意大利的工厂供应着国际上多个知名品牌牛仔裤所需的布料。他的家境殷实，接受了良好的教育。

　　“出身不同，结果如此不同”。2008年年初，潘勋卓像散了架一样从农村回到清华时，他对理论不感兴趣了，变成想实际做点什么。

　　 潘勋卓最先想到的就是捐钱给一些机构，让机构派优秀的老师到农村，但是没有找到这样的机构。

　　 他决定自己创立一个。

　　 这和触动温迪·库普创立“美国教育行动”的情形一样。1985年，温迪·库普从得克萨斯一所著名的私立中学考进普林斯顿大学。入学以后，她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自己觉得很简单的功课，来自布鲁克斯（纽约著名的黑人区）一所公立中学的室友却觉得很难。

　　 一个明显的事实摆在她面前：虽然弱势群体的学生可以因为“优先照顾”进入大学，但他们此前获取的教育资源远远少于强势群体。于是温迪和哈佛毕业生理查德·巴斯创办并发展了公民组织“美国教育行动”，立志要让最优秀的大学生教育贫困地区的孩子。

　　 潘勋卓觉得自己想做的事情并不复杂，就是搭个桥梁，寻找一些缺教师的农村学校，再去寻找一个优秀的群体去支教。胡婷婷却认为这事情不可能成功。她是从河南信阳的农村考到河南大学，在别人质疑的目光中考上清华大学研究生，自己定的目标是出国念书。

　　 虽然胡婷婷一直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一起走南闯北的情谊还是起了作用。潘勋卓一次次寻找清华北大的老师，寻找律师，寻找在中国做事的美国人，去咨询这件事情的可行性，胡婷婷就一遍遍地帮着准备面谈的中文资料。

　　 “20多年前的美国，有一个词常用来形容当时的年轻人，叫做‘Me Generation’，意思就是自我的一代，那时人们认为美国的年轻人的理想除了进投行就是进律所，总而言之，就是哪儿钱多哪儿的优秀年轻人就多。这个情形很像是当前的中国。但是，我身边聚集着不少关注社会、关注教育，为社会的进步做出努力和改变的年轻人。”潘勋卓说。

　　他记得每个成员的故事

　　 温慧玲是潘勋卓说服的第一个人，铁三角终于汇合到一起。2008年1月，“美丽中国”诞生。

　　 “美丽中国”的第一场宣讲是在中山大学。当天的情况出乎潘勋卓的意料，来了几百个学生。宣讲会一结束就有很多学生愿意加入“美丽中国”。这给了潘勋卓很大的信心。

　　 从哈佛、耶鲁到斯坦福，然后再飞回北京，潘勋卓跑到美国去做宣讲，和中国高校的就业指导中心谈。但是并不是每个高校都认可。大部分时间，他们要在网站、社区发帖传播“美丽中国”。“有时候见100个人，只有1个人能帮上忙。”胡婷婷说。

　　 “美丽中国” 终于在云南大理州鹤庆县打开了第一扇窗。2009年8月，“美丽中国”第一期20 名项目成员前往大理州鹤庆县。随后，“美丽中国”和“美国教育行动”合作，更名为“中国教育行动”。2010年8月，第二期57名中美两国项目成员拎着简单的行李从世界各地汇集到了昆明。2011年扩展到广东汕头地区。目前，已经有150多名来自北大、清华、上海交通大学、哈佛、耶鲁的项目成员在支教。

　　 “听过我们的老师讲课没有，那些孩子可爱吗？”潘勋卓几乎记得每个项目成员的故事。他每次演讲时，那些山村里的青年人总是最重要的内容。

　　 杨潇是清华大学航院的直博生，本科毕业后直接读博士学位，他休学来云南。张新振毕业于武汉大学，辞掉江苏台资公司的工作，在云南成为了张老师。

　　 肯·萨托夫来自哈佛大学，刚到云南时，一个汉字也不认识，一句中文不会讲。比比划划地生活和教课，在云南的山村小学待了两年。美籍华人陈起翔，漫步走在云南的山间小路上时，会想起以前在华尔街和华盛顿工作的经历，如今才慢慢发觉自己的方向。

　　 艾米丽·科尔是“中国教育行动”2010届项目成员，在临沧市云县幸福镇支教。她的大多数学生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乡。于是她让自己身处世界各地的朋友们给孩子们写明信片。当第一张来自瑞士的明信片到达幸福镇邮局时，邮局的工作人员说，这是百年来他们收到的第一封来自海外的邮件。这成了小镇的一件大事。

　　 “很多人放弃了优越的生活环境，放弃了高薪的工作职位，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加入到‘中国教育行动’，我想不是因为有谁喜欢和蟑螂小强睡一张床，也不是因为谁喜欢每天洗冷水澡，更不会是因为谁想感受一下在异乡出水痘、发高烧的滋味。每一位项目老师，都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无论出生在什么地方，每一个孩子都有权利享受优质的教育。如果教育不能够给民众提供一个改变自己的命运和生存境遇的机会，如果社会的等级和阶层通过教育也无法得到缓和调整，那么还有什么可以？”潘勋卓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