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耶鲁学院“名人堂”前，我们拦访了一名大二女生。在我们用英语询问这位东方面孔的女生是否是“中国人”时，她坚定地点头，然后在我的采访本上写下姓名，一笔漂亮的繁体汉字，说：“我来自台湾，我是福建人。”小苏说，几乎所有中国留学生都能博得耶鲁教授们的喜爱。在耶鲁独一无二的“教授治校”体制下，中国留学生的日子显然过得骄傲而惬意。

　　 我想，正在耶鲁留学的300名中国学子应该感谢一个半世纪前万里负笈的年幼前辈们，他们卓越的表现已经名载耶鲁校史。

　　 所有看过留美幼童史料的中国人，无不惊讶于他们的卓越天资。他们就如120颗灿烂的流星划过新英格兰的上空，他们不仅学业优异，而且迅速地融入了美国社会。无论是竞技体育，还是社交舞会，他们都让美国少年嫉妒。

　　 1939年英国出版了耶鲁教授菲尔浦斯的自传，其中一个章节的题目是《中国同学》。他是这样描述的：

　　 这些男孩子的穿着打扮和我们一样，只是头上留着长长的辫子。他们玩橄榄球的时候，会把辫子藏在衬衣里，或盘在头上；我们玩的所有游戏对他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但他们很快就成了棒球、橄榄球、冰球的好手，在花样滑冰场上更是技术超群。

　　 这些男孩不但在体育场上压倒美国人，他们还在另外一些场合让我们心碎。当这些中国年轻人出现在社交场合的时候，就没有我们什么事了。他们对女孩子的态度，有优雅的恭顺，是我们学不来的。我不知道，女孩子喜欢他们，是因为和东方人共舞的异国情调，还是真的受到他们言谈间的风度的吸引？但事实就是，在舞会上，在一些招待会场，那些最漂亮最有魅力的女孩总是会挑选这些东方男孩。

　　 我至今还记得那些美国男孩痛苦的神情，他们眼睁睁地看着那些他们心仪的女孩特意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接受他们的对手、那些中国男孩的邀请。那些中国男孩的舞跳得真是很棒。

　　 一个叫钟文耀的广东男孩也被写进了菲尔浦斯教授的自传。他是被当做耶鲁的荣耀载入耶鲁校史的。钟文耀进入耶鲁之后，因为小巧体轻成了耶鲁划艇队的舵手。耶鲁和哈佛的年度赛艇是两校较劲的压轴戏。钟文耀担任舵手后，耶鲁连胜哈佛两年。

　　 若干年后，钟文耀偶遇一哈佛毕业生，说起两校赛艇，哈佛那位狐疑地打量钟文耀瘦弱的身材，问道：你见过哈佛划艇队吗？钟文耀谦恭地答道：没见过。然后轻轻地补充说：因为他们总在我们后面。

　　 这个段子在两校“较劲文化”的传承下，流传甚广。这使我想起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自述的另一个段子。上世纪80年代，马英九偶遇老布什总统，别出心裁地寒暄道：“对一名耶鲁毕业生来说，你已经算干得不错了。”老布什立刻来了兴致，反问道：“这么说，你是哈佛毕业的？”于是“马头”频点，煞是有趣。耶鲁与哈佛“豪门夸富”式的较劲丝毫没有在中国留美幼童中产生龃龉，毕业于哈佛、耶鲁、麻省理工、哥伦比亚大学的留美幼童，始终没有过倾轧结怨的记载。

　　 留美幼童们的出色表现传回国内，吓坏了当时的清朝政府。在当时昏暗的中国主流文化看来，留美幼童们的举止岂止是礼崩乐坏、离经叛道，简直是够得上“大清律”中的忤逆大罪!原定15年的留学计划在第10年时戛然而止。即使上至格兰特总统，下至全美著名大学校长的联名信，更兼有马克·吐温、斯佗夫人这些社会名流的斡旋，都没能挡住光绪的一道“钦此”。美国的主流舆论极为关注中国留美幼童计划的夭折，《纽约时报》连续3天发表评论，乐观地预测将会出现最后转机，然而结局却是“总被雨打风吹去”。

　　 所有寄宿家庭都全家出动，到火车站为幼童们送行。当年的黄口小儿已长成英俊少年，他们中的个别已经长眠异国。所有少年衣着整齐，衣扣上挂着表示送别的黑白丝线。当地报纸描述道：他们的神情举止已经是十足的新英格兰绅士，这是一次令人心碎的分别……

　　 当年耶鲁的中国学子最终没能深刻影响中国近代文明的进程。然而，即使更多的幼童学成回国就能改变当时中国的命运吗？

　　 当我站在耶鲁贝茨宫礼堂的容闳塑像前，耳边响起他《西学东渐记》中的话：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祖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我将竭尽毕生之心智奔向此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