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所双语学校任教，和我共事的是来自全世界二十多个国家的教师，在这样一个不同文化习俗的大家庭里，工作间的“小摩擦”自然不会少，然而也正因为如此，才能从每一次的“碰撞”中产生智慧的火花。

　　 记得那一学期，我带毕业班，即将毕业的前两天，孩子们格外兴奋，个个小脸发红，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升学的事情以及今后联络的方式。唯有小谭例外，他在升学问题上遇到了麻烦，必须回自己所在的城市上学。所以，我特别关注小谭，他很不善于控制自己的情绪，总是一副焦躁不安的样子。

　　 我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

　　 下午上班的时候，我听到走廊里传来吼声，是担任我们班英文课的老外普尔顿先生在发火。我赶忙过去，果真如此，普尔顿先生和小谭僵持在走廊上，两个人满脸通红，怒目圆睁。原来，小谭在员工洗手间发泄了自己积攒多日的委屈，把洗手间弄得一团糟，他的举动被普尔顿先生逮了个正着。

　　 普尔顿先生的愤怒也不是没有道理。学校教学楼每一层都设有员工洗手间和学生洗手间。员工洗手间在教师办公室旁边，男女各一间，而学生洗手间在走廊的尽头，有些孩子嫌麻烦，总喜欢偷偷地使用员工洗手间，给老师造成了不少麻烦。对于这个问题，中方教师的做法通常是看到一个教育一个，希望借助春风化雨的形式把小事处理于无形，让孩子们体谅老师，毕竟也是无足挂齿的小事嘛！而外籍教师则非常正式地在洗手间门口贴出一则通告，警告学生明确洗手间的使用规则，不要擅自闯入。

　　 也许是两种教育方式都发生了作用吧，不再有学生乱闯员工洗手间了。可今天小谭是怎么回事呢？是挑衅还是发泄？

　　 我匆匆地叫来班干部，让他们商量着处理好这件事。孩子们知道毕业在即，谁也不愿给学校留个坏印象，听了我的话，立即心领神会分头去办了。安排妥当，我把小谭带到办公室和他好好谈谈。再有两天就要离开学校了，此时和一个受伤的孩子谈未来，谈做人，其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道理他都懂，可是失败的感觉如同一只困兽在他的心里冲撞，我能做的，只是抚慰他受伤的心灵。

　　 当我带着小谭走进教室，所有的孩子都围上来安慰他，不光如此，孩子们还把员工洗手间打扫了一遍，从地板到镜子、洗手台都焕然一新。小谭的脸再一次涨得通红，眼圈也红了。

　　 我暗暗吐了一口气，自认为把事情处理妥帖了——既抚慰了小谭，又平息了普尔顿先生的怒火，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没想到，普尔顿先生毫不领情。他气冲冲地赶到教室和孩子们解释：“你们没有做错什么，不需要打扫卫生间，我无意牵连其他人。”然后很认真地转向我：“我只想让学生知道洗手间的使用规则，既然做错了，就该接受惩罚。我本来准备带来清洁工具和他一起做一次清洁，可是现在……”他叹了一口气，走了。看起来他并不满意我的处理方式，也不希望我来处理这件事。

　　 洗手间的使用规则很重要吗？这不是一件小事吗？我愣在那里，百思不得其解。

　　 我猛然想起了许多类似的例子。

　　 在美国，一位叫约翰的男子带着他10岁的女儿参加奥巴马关于医疗改革的群众集会，并有幸向总统提问，他提到女儿因此而缺课，奥巴马立即关心地问，是否需要他给老师写请假条，约翰没有拒绝。奥巴马认真地问清女孩的名字，从兜里掏出一支笔，右手拿话筒，左手在演讲台上刷刷地写着。奥巴马有两个女儿在上学，他当然知道学校的规则，并且显然对待这些规则很认真。他并没有因为这个10岁的女孩是来参加有总统参加的群众集会就忽视了学校的规则。

　　 奥巴马在世人面前表现出令人尊敬的一面，这对那个小女孩更有教育意义，她明白了学校的规则即使是总统也不应该例外。

　　 其实，我们对规则也并不陌生。在我们身边，这样的道德准则、法律法规可以说是多如牛毛，就拿简单的交通规则来说，“红灯停，绿灯行”基本家喻户晓，可是如果到没有交警的十字路口去观察，你就会发现有多少人在漠视规则。

　　 这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我身上。记得一次和外籍朋友用完餐，他准备开车送我和女儿回家的时候，女儿兴高采烈地要求坐前排，还没等我开口，就遭到对方的断然拒绝——“12岁以下儿童不能坐前排。”

　　 女儿讪讪地坐到后面。接着尴尬的事再一次出现：朋友非要等她系好安全带才开车。他用行动给我们上了一堂很好的交通安全课。的确如此，我们看好莱坞大片，无论是多么激烈的警匪大战，男女主角在开车之前做的第一件事都是扣好安全带。这就是规则。

　　 是的，这一次我在班上并没有强调规则，只是把小谭当作一个需要安慰的失败者，希望他振作起来，积极面对今后新的求学征途，如果就这一方面来说，我的教育的确起了作用。但是，普尔顿先生不讲情面的批评方式更适合他，擅闯洗手间并不讲卫生就要接受处罚——做错了，自己勇于承担，不是更像男子汉吗？

　　 把规则当作行动的准则，对于我这个小学老师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