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的母亲是一位旧中国典型的劳动妇女,勤劳持家,自立自强。老舍热情、好客,待人真挚、诚恳,这些性格与母亲的影响有关。

　　老舍的母亲会给婴儿洗三——穷朋友们可以因此少花一笔“请姥姥”钱。她会刮痧,她会给孩子们剃头,她会给少妇们绞脸……凡是她能做的,都有求必应,谁家有事要帮忙,她总是跑在最前头。

　　有客人来,无论手头再怎么窘迫,老舍的母亲也要设法弄一点东西去款待。舅父与表哥们来做客时,往往是自己掏钱买酒、买肉食,这使她脸上羞得飞红。可是殷勤地给他们温酒做面,又给她一些喜悦。遇上亲友家中红白喜事,母亲必把大褂洗得干干净净,亲自去贺吊,一份礼也许只是两吊小钱。

　　老舍继承了他母亲的性格,出了名的好客,离了朋友们就活不下去。在重庆的时候,老舍的生活相当清贫,但是老友相逢,卖了大褂,也要上一趟小馆盛情款待。晚年的老舍更加看重友情。逢年过节,或是小院里百花盛开的时节,老舍的家,就变成了欢乐之海,赏花赏画,品茗品酒。主人与宾客们全都痛快极了。有时到了欢畅之时,赵树理会扯着嗓子“吼”他拿手的上党梆子,曹禺则酩酊大醉后滑到了桌子底下……

　　也有的时候,老舍的小院里会出现一些奇特的客人。他们大都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有的还领着个小孩。一见到老舍先生,他们就照旗人的规矩,一边作揖行礼,一边还大声吆喝着:“给大哥请安!”老舍总是连忙把他们扶起:“别……别这样!现如今不兴这一套了。快坐下,咱哥俩好好聊聊。”事后,老舍向旁观的朋友解释,“这些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当年有给行商当保镖的,有在天桥卖艺的,也有当过‘臭脚巡’(旧社会的巡警)的。你读过我的《我这一辈子》《断魂枪》《方珍珠》吗?他们就是作品中的模特儿啊!”

　　老舍的姑母常在家闹脾气,在鸡蛋里找骨头,是家中的阎王。直到老舍入了中学,她才死去。可是老舍没有看见母亲反抗过。“没受过婆婆的气,还不受大姑子的吗?命当如此!”母亲在非解释一下不足以平服别人的时候,才这样说,老舍感叹:母亲活到老,穷到老,辛苦到老,最会吃亏。给亲友邻居帮忙,都有求必应。但是吵嘴打架,永远没有她。她宁吃亏,不斗气。当姑母死去的时候,老舍的母亲似乎把一世的委屈都哭了出来,一直哭到坟地。不知道哪里来的一位侄子,声称有继承权。母亲便一声不响,教他搬走那些破桌子烂板凳,而且把姑母养的一只肥母鸡也送给了他。

　　老舍说:“母亲这点软而硬的个性也传给了我。我对一切人和事,都以平和的态度,把吃亏当做当然的。在做人上,我有一定的宗旨和基本法则,什么都可将就,但不能超过自己划好的界限。我怕见生人,怕办杂事,怕出头露面。但是到了非我去不可的时候,我便不敢不去。正像我的母亲。”

　　1938年,在武汉成立“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时,没有地方,老舍出面去借;没有钱,老舍出面去募捐;有人被捕,老舍出面作保向国民党政府要人,千方百计进行营救。老舍在谈到他母亲的时候,曾经满怀深情地回忆说:“从私塾到小学,到中学,我经历过起码有百位教师吧,其中有给我很大影响的,也有毫无影响的,但是我的真正的教师,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