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晓峰的颈上有道疤，他拨开右后方的头发，一片像蜘蛛的疤覆在后颈。小学二年级那年，黄晓峰才刚走进教室，一名抓狂的工友闯进教室，以盐酸喷洒现场的小学生。

　　这一天，“我本来上学常迟到，刚好我妈逼我要早点到，只要再迟一分钟，就不会有事了。”同行的还有他的双胞胎哥哥，竟然毫发无伤。会怨恨这样的命运吗？“人生不要去问那些没办法回答的事。”从此，他带着伤疤而行，忍受伤口反复发炎的痛苦，还有别人异样的眼光，一直上了初中，黄晓峰总是习惯性把头右转，下意识想遮去右颈的疤。

　　他笑说，10年没见的疤变淡了，但痛苦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轻易跨过，“我常常想：‘我可不可以死掉，换一个身体？’”直到上了初中，学习优异的成绩表才让他逐渐转移死亡的念头，但一切真的都过去了吗？

　　大学时，台北发生萤桥小学泼毒事件，一名男子闯进学校对小学生泼酸，在报上读到新闻的黄晓峰激动不已，“那个经验又回来了，那种痛和害怕我晓得，我很想到现场告诉那些小孩，害怕和痛都会过去。”

　　痛会过去，但伤疤带来的自卑感还在。他一路顺利念到台北医学院医科，每到做决定时，却总是习惯犹豫，没想到，这种不够有信心的行为竟然成为行医时的优点：“大部分的医生都很权威，当病人不配合，就骂，可是我没什么自信，所以病人不配合，我就听，看看到底哪里出问题。”

　　子女罹罕病

　　采访这天，黄晓峰回母校演讲，谈医生的生涯规划：“常有人说医生要经历过苦难，才能体会病人的苦，要靠自己经历各种苦难，然后才了解他人的苦，这是不可能的。我常开玩笑跟学弟讲：‘你们最大的挫折就只是没考上台大医科而已。’”

　　对黄晓峰来说，他的苦难并不只是伤疤，他念初中的儿子患有亚斯伯格症，小学的女儿患罕见疾病，不能代谢氨基酸。

　　黄晓峰走在台北医学院院区，背后是高耸、现代的医学大楼，这些大楼的存在像是一种虚幻的象征，象征科学、医学、理性的无所不能，象征一个井然有序，问题能获得解决的世界。从这个世界里走来的黄晓峰却说：“我的双胞胎哥哥也有一个亚斯伯格症的小孩，所以当我知道我儿子也是时，我哥跟我说：‘恭喜你，你40岁之后有了人生奋斗的目标。’。”

　　不过度期望

　　身为一个父亲，失望是一下子而已，医学是让你看清楚事情的局限在哪？然后在限制内做出最好的选择，不会有过度的期望，“我对儿子的期望就是顺利毕业，不要被打死就好。”他的儿子因为是轻度亚斯伯格症，只要同学对他一点点的恶作剧，就会脾气爆发。“至于女儿，因为不能碰蛋白质，与其在那边担心，不如从小就教她辨识各种食物，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

　　他现在是安宁病房的主任，选择这条路，似乎也是在跟童年那个“想死”的念头对话，“苦难本身是没有意义的，你必须在你的人生里找到这个苦难的意义，这样才不会光是只有受苦而已，你也必须接受不完美，比如我身体的疤、比如生了特殊的小孩。”他知道医学的极限，所以选择安宁照护，一如他看穿人生有许多得不到解答的问题。

　　他从不问“为何是我”，因为，“问这样的问题无助于事实”。只是，“我把不好的基因传给了他们，没给孩子完美的先天条件，我还是觉得很抱歉。”再如何理性的父亲，终究还是无法避免那些无助于事实的内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