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上海不久，因为一个很可笑的原因，把腰重重地硌了一下，在床上躺了二十来天，哪儿也去不成。这天终于下了个决心：“忍痛”陪妻子去著名的浦江大道拍一点雨中夜景。往回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左右了。浦江大道离我上海的家很远，一路上要倒两回地铁。所幸，已经过了下班的高峰期，一上地铁就找到了座位。车行不久，便听到从车厢的另一头传来一阵笛子声。可以说吹得很不专业，一听便知道，这一定又是某个残障人在车厢里假借奏乐唱歌行乞。这种情况在北京也常见。据说这些行乞者往往都是“有组织”“受霸头控制”的，一天下来的收入比—般市民还要高许多。所以，一般人都不太会理会这些行乞者。我当时也没准备掏钱。但却看到坐在我对面的 一个男生(大约有二十五六岁模样)从裤袋里掏出了两枚1元的硬币(上海市面上基本不流行1元的纸币)。我正捉摸着，这男孩难道真的会“糊涂”到看不透这些行乞者的花招？而且还要给他两枚硬币？笛声已经逼近，果然是两个残障者。吹笛的是个盲人，还有个像是智障的瘦弱女孩，一手领着他，一手拿着一个盛钱的旧饮料罐，在前边给他带路。果然如预料的那样，整个车厢都没人答理这两个行乞者，只有那个大男生把两枚硬币扔进了女孩手中的旧饮料罐中。不一会儿，那女孩领着盲人走过来，也把这旧饮料罐伸到了我的面前，我照老例，只当没看见一般，他俩在我跟前待了几秒钟后，见我没动静，便无奈地向前走了。然后，一曲吹完，车厢里除了车子行驶发出的轰鸣声，就显得异常的安静。我本以为这事就像以往所经历的那样，就此过去了。

　　因为，行乞者不可能因为别人的冷漠而发出抗议。别人也不会再关心行乞者的“收益”，甚至都不会再多去看他们一眼。但突然间，就在那笛曲中止的一瞬间，那个大男生却冲着盲人离去的背影，鼓了几下掌。我一下愣住了。虽然车厢里照旧没有任何反应，所有的人依然像没有听到、没有看到发生的事似的，保持着麻木的沉静和沉默，但我真的被震撼了。如果大男生只是给两元钱，表明他只是在施舍。但他用自己的掌声却在表达他对弱者生存努力的一种声张和支持，他知道弱者在困境中除了需要一点“钱币”，更需要社会和人们在心理上的鼓舞和支持，需要大家把他们也当做平等的人来对待，对他们任何一点生存努力，给予一点温暖的认同。我可以因为觉得这些行乞者的行乞可能是某种被把持的行业行为而不去理睬他们，但是，我为什么就没想到，即便是被控制的，把持的，但这些残障人本身是绝对的弱者。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应该对他们的处境表达一种关切？我……我们不是历来标榜自己是高尚的人性论者，人道主义者吗？

　　是的，社会中行骗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人们渐渐地在被骗中都害怕了，麻木了，对弱者渐渐失去了应有的那一点同情和哀怜。这次我在上海受伤，就有同样的一点切身体会。当时我在小区后花园里早锻炼，失手摔倒，腰重重硌在一块水泥楞子上，人倒地后有一两分钟完全不能动弹。过了一会儿，有个正在跑步的瘦小的老人经过我身边，停了下来，问了声：“你怎么了？”他伸手把我拉起。我挣扎着起身，稍稍向周边一看，其实周边也有人在锻炼。但在这一两分钟里，他们都只当没看见，没有一个人上前来拉我一把。

　　我不想责怪谁。也许这正是我们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必须付出的一种“社会成本”。我们必须控制住自己以往那种对乌托邦的虚幻寄托。但我们怎么可以忘记在必要时给弱者的生存努力一点必要的鼓励呢？其实只是几下不需要什么“成本”的掌声而已，我们也许就能在我们生存的大环境里增添一丝必要的暖色。我想我首先要做的是问一问自己：你为什么想不到给这两个身处困境中的残障者鼓一下掌？当然，当所有的人都不鼓掌的时候，只有你一个人向着两个残障者鼓掌，这仍然是需要相当的勇气的。不一会儿，那个大男生先下车了。看着他充满了男子汉气魄的身影，我突然觉得这个八零后的大男生真的非常非常善良，又非常非常高贵。这真的是一种几千年来在习惯了欺弱附强的市民习气中，显得特别高贵的品性啊!我真的为自己当时没有和他一起为弱者所做的生存努力去鼓一下掌而感到非常非常的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