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不敢夸耀童年的幸福，事实上我的童年有点孤独，有点心事重重。我父母除了拥有4个孩子之外基本上一无所有。父亲在市里的一个机关上班，每天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来去匆匆；母亲在附近的水泥厂当工人，她年轻时曾经美丽的脸到了中年以后经常是浮肿着的，因为疲劳过度，也因为身患多种疾病。多少年来，父母亲靠80多元收入支撑一个六口之家，可以想象那样的生活多么艰辛。

　　我母亲现在已长眠于九泉之下。现在想起来，她拎着一只篮子去工厂上班的情景仍然历历在目：篮子里有饭盒和布鞋底，饭盒里有时装着家里吃剩的饭和蔬菜。而那些鞋底是预备给我们兄弟姐妹做棉鞋的，她心灵手巧却没有时间，必须利用工余休息时絮好所有的鞋底。

　　在漫长的童年时光里，我不记得童话、糖果、游戏和来自大人的过分的溺爱，我记得的是清苦：记得一盏15瓦的灯泡暗淡地照耀着我们的家，潮湿的未铺水泥的砖地，简陋的散发着霉味的家具；记得4个孩子围坐在方桌前吃一锅白菜肉丝汤，两个姐姐把肉丝让给两个弟弟吃，但因为肉丝本来就很少，挑几筷子就没有了。母亲有一次去买盐时掉了5元钱，整整一天她都在寻找那5元钱的下落。当她彻底绝望时我听见了她伤心的哭声。我对母亲说：“别哭了，等我长大了挣100块钱给你。”说这话的时候我大概只有七八岁，我显得早熟而机敏。那时候，我最喜欢的事情是过年，过年可以放鞭炮、拿压岁钱、穿新衣服，可以吃花生、核桃、鱼、肉、鸡和许多平日吃不到的食物。我的父母和街上所有的居民一样，喜欢在春节前后让他们的孩子幸福和快乐几天。 当街上的鞭炮屑、糖纸和瓜子壳被最后打扫一空时，我们一年一度的快乐也随之飘散。上学、放学、做作业，因为早熟或者不合群的性格，我很少参与打玻璃弹子、拍烟壳这类游戏。父母在家里高一声低一声地吵架，姐姐躲在门后啜泣，我则站在屋檐下望着长长的街道和匆匆而过的行人，心怀受伤后的怨恨：为什么左邻右舍都不吵架，为什么偏偏是我家常常吵个不休？我从小生长的这条街道后来常常出现在我的小说作品中，当然已被虚构成“香椿树街”了。街上的人和事常常被收录在我的笔下，只是因为童年的记忆非常遥远又非常清晰，从头拾起令我有一种别梦依稀的感觉。

　　1989年，我做了爸爸，我女儿天米是这年2月出生的。对于妻子和女儿我都有太多的愧疚，我一个人在南京过追逐自在的日子，妻子在苏州拉扯着女儿。我的懒惰和自私几乎酿成大祸。那是妻子怀孕7个月的时候，有一天，我回苏州，恰巧妻子那天原因未明地咯血。是在深夜，妻子用脸盆接住那些血，她见我睡着了不忍叫醒我。但我醒来了，我看见了脸盆里的半盆血，却说“怎么吐了这么多血？”说完就又睡着了。妻子第二天住进了医院，医生说，若再拖延就大人孩子都危险了。我惊出一身冷汗。在医院陪伴妻子时，我经常接受一种残酷的拷问，你是人还是畜生？我当然要做人，也许我的懒惰和自私的习性从此有所好转了。

　　1989年国庆节前夕，我母亲被检查出患了癌症。母亲辛劳了一辈子，拖着病体又带了4个孙子、孙女、外孙女，她一辈子的生活目标就是为儿女排忧解难。当知道了癌症结果时，我们一家人都陷入了绝望的境地。我自欺欺人地期望于现代医疗技术，但心里已经有一块可怕的阴影挥之不去。 母亲动手术后的某天，我在去医院的路上顺便拐进邮局，买了一本刚出版的《收获》杂志，上面登载了后来给我带来好运的《妻妾成群》。现在，我常常想起这里面的因果关系，想想就不敢再想了，因为我害怕我的好运最终给母亲带来了厄运，当我在我的文学路上“飞黄腾达”的时候，我母亲的生命却一天天黯淡下去——我无法确定这种因果关系，我害怕这种因果关系。 我记得，母亲从手术室出来之前，医生已经宣布母亲的病不可治愈了。我记得我当时想掐住医生的喉咙，不让他说出那句话，但最终我什么也不做，什么也做不了。 1990年，炎夏之际，我抱着牙牙学语的女儿站在母亲的病榻前，女儿已经会叫奶奶，母亲回报以宁静而幸福的微笑。我心如刀绞，深感轮回世界的变幻无常，我有了可爱的女儿，慈爱的母亲却在弥留之际。7月母亲去世，她才5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