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桂琳·诺佛葛拉兹(Jacqueline Novogratz)在美国一个平凡家庭中成长,半工半读完成维吉尼亚大学的学业,并幸运地进入金融业发展,因为工作关系而走遍世界各地,让贾桂琳看到世界正面临的问题——贫穷。她强烈地想为穷人谋福利,于是断然离开人人称羡的高薪工作,远赴非洲投入改变世界的行动。

　　尽管熟读关于非洲的所有资料,但亲身来到全然未知的非洲时,她所面临的不是热烈欢迎,而是当地人的不信任:一个来自美国的白人女孩,享有天生的优势与特权,有何能耐为非洲带来希望?

　　遭受排挤孤立、被信任者背叛,甚至被人下毒,贾桂琳并没有退却,而是更深入地倾听非洲。在卢安达创立“独特应变”,为当地贫穷妇女提供小额贷款以改善生活;重整当地单亲妈妈社福团体,让她们能找回信心、脱离贫穷。无数妇女通过机构获得改变,她们成为非洲最有潜力的一群。贾桂琳回到美国,成立了非营利创投机构“聪明人基金”(Acumen Fund),以投资方式在发展中国家开创可以永续经营的企业,并为当地贫穷民众提供基本民生服务。

　　我在6岁时,就怀着改变世界的梦想。成年后,我放弃金融工作,怀着满腔热情前往非洲。一路走来,遭逢到的打击和困境远非他人所能想象,甚至差点送命。

　　而这一切,都要从那件蓝毛衣说起。

　　从美国到非洲

　　我的蓝毛衣质地轻柔,袖子上织着横条纹,毛衣正中央则是一幅非洲图案——两匹斑马站在积雪的“吉力马扎罗山”(非洲第一高峰)上。我深爱我的蓝毛衣,甚至在它的领口标签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蓝毛衣一路跟着我从初中直到高一,它随着我的身形改变,紧紧包裹着我那连自己都不愿正视的青春期的身体。有一天,学校最趾高气扬的足球队长竟然在大厅向我提出了约会的邀请。顿时,周围的空气紧绷得要爆开。

　　这时候,另一个男生转身,不怀好意地盯着我的毛衣。“其实,我们不必大老远跑到其他地方去滑雪,”他指着我胸口上的图案喊着,“我们只要直接上‘贾桂琳山’就行了。”瞬间,所有男生疯狂大笑。我简直羞愧、愤怒到几乎当场暴毙。

　　那天下午,我火速冲回家,向母亲宣告,这件龌龊的毛衣必须立刻从我眼前消失。蓝毛衣就此被送进旧衣中心。

　　时间快转到1987年初:25岁的我正在卢安达首都基加利蜿蜒的街道上慢跑。我到卢安达是为了要设立一个专为贫穷妇女提供微型贷款的机构。

　　忽然,一个瘦得皮包骨的小男孩窜到我面前来,他身上穿着一件蓝毛衣——那件我曾经深爱,但后来又遭狠心抛弃的蓝毛衣。我兴奋地跑向小男孩,指着他身上的毛衣,轻轻抓住他的肩膀,翻下衣领,完全没错,我的名字还写在那浪迹天涯10多年、越过千山万水的蓝毛衣上呢。

　　蓝毛衣的旅程

　　蓝毛衣可真是经历了一番辗转流离。从它的生产地埃及亚历山大港,到美国的维吉尼亚州,再流浪到非洲的卢安达。

　　离开维吉尼亚后,它可能曾经先穿在另一个美国女孩身上,然后又回到旧衣站,再漂洋过海抵达非洲。它到非洲的第一站可能是肯亚的蒙巴萨港,因为那是非洲最重要的港口之一。它在上岸前应该已经通过烟熏消毒、捆在100磅一匝的旧衣堆中。这些旧衣可能包括了美国泽西海滩酒吧里卖的T恤、过时的大衣,甚至晚礼服。这些一捆捆的旧衣可能先被卖给二手衣大盘商,而他们则会请零售商自行过滤其中无用的部分,挑出他们认为还能卖钱的货色。不久之后,这些二手衣商人可能就会因此顺利挤入中产阶级。

　　蓝毛衣所经历的旅程提醒着我,世界上的人是如何地紧密相连。我们的行为(或不作为)可以如何在我们自己毫无所知的情况下,悄悄地影响到地球另一端的人。

　　培养“少数领导”

　　在我负责“慈善工作坊”的那几年里,公益事业正逐渐成为一项生机蓬勃的专业领域。有一天,洛克菲勒基金会副会长安琪拉·布莱克威尔来找我,希望我能接手一个新挑战。

　　她对我提到了“少数领导”的概念:“美国社会的主流团体,一向认为我们的社会规范很合理、很有效,因为这些规范对他们似乎很公平。但另一方面,视自己为‘局外人’的群体,则必须接受系统的学习,才能拥有成功的机会……慈善事业不止是帮助他们摆脱贫困,还有领导的能力。”

　　安琪拉协助我组成了一个非常多元的团队——“新世代领导人”,每年,我们从数百位被提名人中,选出24位来自不同背景的领导人物:社区工作者、人权推动者、社会创业家,甚至还有美国海军的战斗机驾驶员。他们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极为杰出。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很荣幸地认识并与许多有智慧的人共同学习、成长。

　　互相包容成长

　　丽莎·苏利文是社区工作者,身材壮硕宛若卡车司机,永远涂着翘翘的睫毛膏,戴着可爱的耳环,聪明、意志坚定,是耶鲁大学政治系高材生。我从没碰到过像她这样的人。

　　在建立“新世代领导人”计划的初期,我和丽莎决定去一趟密西西比三角洲。那时,丽莎和我还不太熟,她坦白告诉我,她不确定是否想和我一起去真正的美国南方——她眼中属于她的同胞的故乡。但我答应一定会进退合宜,举止得当。

　　我们花了一个星期拜访当地的教育工作者、教会领袖、政府决策者、监狱里的人犯,以及路边的蓝油漆家。当我得知当地95%的公立学校都是黑人学校,而95%的私校都是白人学校时,我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丽莎对我的无知感到十分不悦,而我也觉得她简直是个不经大脑思考的自由派。

　　最后,智慧过人的密西西比州第一位黑人女性市长布莱克薇尔提醒我们,我们多么需要彼此包容、彼此拥抱。布莱克薇尔告诉我们:“领导是一生的功课,和我们最不同的人,通常就是我们最需要的人。”

　　两年后,丽莎和我都决定转换跑道,建立新的机构。我想专注在国际事务上,丽莎则决定前往华府从事青少年工作。每当我们深夜在办公室里互通电话时,会为彼此的超时工作及孤寂互相安慰。

　　热情富有的瑞塔

　　那段岁月里,我最怀念的人还有瑞塔·布莱特,她是从华府来的非裔社区工作者,高高瘦瘦,看来颇具威严。

　　当我们这个24人组成的团队拜访南非时,瑞塔碰到了一群赤贫的养猪户没钱买饲料喂猪,深受这些南非人的困境及打不死的理想所感动,决定固定捐钱协助他们。她以理所当然的口吻说,她只要每周少吃两次午餐,就可以细水长流地帮助那些非洲人。

　　她说:“每个人上路前当然都需要人家帮忙推一把。只要给他们一条路走,慢慢他们就会跑,接着你会看到他们跳舞,有些人甚至可以学会振翅高飞呢。”

　　她的话,让我想起卢安达街道上那个奔跑的小男孩。蓝毛衣的故事就是我自己的故事,自从当年看到我的蓝毛衣穿在那孩子身上时,我就更加明白自己到非洲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