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做记者的第一年起,我就开始接触大量的生与死,可能比很多人想象的还要多,至少超出我那个年龄能够承受的范围。

　　工作才几个月,我去采访一起重大交通事故。大概是下午两三点的时候,我在事故发生地外围面对摄像机做了现场报道。转过身去,我发现车里面竟然还困着一个人,由于车撞得非常厉害,车皮把人卷在了里面。我们几个人试着去救他——拿身边所有的工具,包括撬杠都撬不开。我们十分焦急,能依稀听到里面的人在呻吟,并且说:“救救我吧!救救我吧!”血顺着从车中伸出的那只手臂一滴一滴流下来。

　　到了晚上大概六七点,吊车才得以把车皮整体拉开,我们赶紧把人从车里抬出来。医生上去看看瞳孔,摇摇头——人去世了。就这样,白天可能还在车里听着音乐快乐奔走的人,天黑后,却这样无声无息地走了。如果一个生命没找到幸福就这样离开了,岂不是最大的遗憾?

　　我在央视《新闻调查》和《东方时空》做过记者,也得过全国记者“风云人物”奖——在那一刻,虚荣的自我得到了满足。在那一刻,我以为自己已经很幸福了,现在才知道那只是快乐,和幸福不一样。幸福是一种永恒,快乐只是一瞬间。我去过经济最落后的非洲,也到过经济最发达的美洲。我发现无论在哪里,所有的人都一样,内心多少都有不止的挣扎,都在寻找着丢了的什么——但关键是不知道丢过什么,怎么找得到呢?

　　在6700米的矿井巷道深处挖煤的眼神呆滞的农民工那里;在监狱里的背负9条人命、终于悔悟开始记死刑日记的杀人犯那里;在杀死5口家人、有着空洞眼神的十几岁少年那里;在决心戒毒断去自己一根手指,失声痛哭的戒毒者那里;在离开过大山前往欧洲都市、回到山寨内心再难平静极为挣扎和纠结的苗族姑娘那里;在电视栏目中对着亿万观众侃侃而谈、用化妆掩饰黑眼圈的成功人士那里……似乎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寻找,却有着同样的迷惑——为什么没能幸福。

　　在做《对话》这档节目的导演时,我有机会接触到全球众多成功人士。其中有一些人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采访卢武铉时,他还是韩国总统——可就在2009年,他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人们不禁感叹,一个万人之上的国家领袖,究竟有怎样的痛苦和纠结,才选择走上绝路呢?节目中采访的很多官员,位高权重,前呼后拥,但是观察本人,却很少有彻底的轻松和泰然自若。显然,我们追求的权力中没有最终的答案。

　　还有很多非常成功的企业家也会因为一些原因走上绝路。国际上一些石油大亨,在毒品中找寻快乐——虽然家中富可敌国。金融危机时,很多商业巨头竟然也自杀身亡,给亲人留下无尽的痛苦。实际上,他们走的时候比过去创业的时候要富有得多。显然,我们追求的财富中也没有最终的答案。

　　我也认识一些演艺界的明星,在镁光灯下万人瞩目。但是,我发现很多明星都有一种难言的对“名声”的依赖。很难有明星在尘埃落定之后保持悠闲和淡定,那么在镁光灯下的明星是快乐的吗?是的,但是快乐是一个易耗品。私下采访的时候,我观察到很多明星的纠结——即便是世界男高音帕瓦罗蒂,也没有表现出一种平常心、幸福自在的状态。显然,我们追求的名声中更没有最终的答案。

　　从这些人身上已经证明:拥有以上这些,不一定会带来幸福。那么,我们追寻的东西到底在哪里呢?

　　2009年6月,一次进餐,席间,我和艾瑞克森国际学院院长玛丽莲·阿特金森博士及副院长谢莉尔·查普曼坐到了一起。当国际教练导师谢莉尔·查普曼仔细观察我后,主动提出做一对一辅导。我并不知道,国际教练导师虽然在世界各地授课,却极少给学员做一对一的辅导,我可能是最幸运的一位。

　　我更不知道,在一对一辅导十几天之后,一个更大的生命礼物正在等待着我。我和谢莉尔在一起的时间累计约100个小时。在整个过程中,我深入揣摩、观察、研究、探讨、静默、冥想,一再验证了曾经怀疑的那些妙不可言的大道。我全面体验了世界催眠大师艾瑞克森用他毕生的心血凝结的精湛的辅导技术。

　　就在课程的最后一天,在课堂练习上,那个时刻来临了。那个时刻如此不同寻常,我仿佛“死”了一次,然后又“活”了过来:在数位同伴的紧紧拥抱中,经过类似重生的体验后,我重新看到了“婴儿”眼中的世界,体验到了万物与我合一的美好,感受到了一切事物与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不必”去知道任何问题的答案,却可以体验到生命本来的静美安宁。

　　几个月之后,这种体验渐渐沉淀平复,成了一种从不离开的背景音乐,时刻在我内心回响。就这样,30年的探索和寻找,3年的思考和迟疑,100小时的深度挖掘,一个彻底放下的决定,生命给了我一个极为珍贵的礼物。

　　或许不是每个人都能经历这些,但那种彻底活在当下的美好,却可以出现在每个人心里,无论任何时间、任何地点。每个人皆可以到达生命中的至善至美,原因很简单——本来,你就在幸福里,只不过不自知,幸福从未离开你。

　　幸福的确永远“找不到”——不找,就到了。入口,就是当下的自己——因为内心本来就如同天地般辽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