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他相识在坦桑尼亚北部名城阿鲁沙。

　　那是1983年1月的一天,阵雨刚过,晚霞满天,梅罗山旅馆的休息厅里,一批批兴尽归来的游客在纵情谈笑,唯有一人与众不同,独自坐在一个僻静的角落里,把半导体收音机贴在耳边,专注地在收听广播。职业的好奇心驱使我悄悄走前几步。从玻璃窗射进来的几缕霞光,将他的大致轮廓映现在我的眼前:满头卷发,黝黑的皮肤,宽阔的额头,丰满的脸颊,一副玳瑁色近视眼镜架在微扁的鼻梁上。

　　好生熟悉的一张面孔,似曾相识,一时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我蹙起眉头,在记忆中搜索。终于想起来了:他不就是1981年秋选举联合国秘书长前后,在各种报刊上经常看到的那位非洲候选人,坦桑尼亚外交部长萨利姆·阿赫迈德·萨利姆吗!

　　我早就听说,这位年刚四十一岁的坦桑尼亚人,二十二岁就出任大使,三十岁名噪联合国讲坛,是一位非常干练的外交家。他是怎样成才的呢?我带着这个长期萦绕在脑际的问题,径直走到他的面前。

　　萨利姆先生关掉显然是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广播,同我握手寒暄。我递过名片,他瞄了一眼,爽朗地笑道:“我也是记者出身,有什么可帮忙的,请直言,不必客气。”

　　毋须询问他的身世,这次来坦桑尼亚之前,我就查询了他的有关资料。他于1942年1月出生在奔巴岛一个有阿拉伯血统、信奉伊斯兰教的农民家庭。在该岛上中学,毕业于蒙巴学院。他生性聪颖,又刻苦好学,各门功课都很好。1960年,他参与创建桑给巴尔学生联盟,并任主席。此后,他参加桑给巴尔民族主义党,任宣传和国际事务书记、总书记,为桑给巴尔的民族独立奔走呼号。1963年,他出任《人民之声报》主编和桑给巴尔记者协会秘书长。1964年初,桑给巴尔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刚刚年满二十二岁的萨利姆被任命为驻埃及大使。就任不到四个月,桑给巴尔与坦噶尼喀合并成立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他继续担任驻埃及大使。他当时是非洲最年轻的外交使节。

　　“请问,您是怎样成为外交家的?”我估计他没有时间与我长谈,就单刀直入地提问。

　　萨利姆很坦诚,回答直截了当:“我是边工作边读书,半工半读的外交官。”

　　满窗霞光消退,华灯齐放。大厅里安静下来,萨利姆燃着一支香烟,对他这句高度概括的话进行解释。

　　从1965年到1968年,萨利姆任坦桑尼亚驻印度高级专员三年。本来,桑给巴尔和坦噶尼喀地区就同印度有长期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坦桑尼亚建国之后,这种联系就更多了。萨利姆作为大使,馆务和外交活动之繁忙可想而知。但是,不管多忙,他都坚持在德里大学上函授课,研读国际政治和国际法。他给自己做了一个严格的规定:每天读书四至五小时。白天无暇夜间挤,平时耽误假日补。在任三年时间,他从未废辍,学完大学规定的全部课程,获得学士学位。

　　1968年,他奉调回国担任外交部非洲与中东司司长。他说,这是他跳出一个具体国家,研究与了解一个广大地区事务的大好机会。他白天认真工作,晚上贪婪地读书。他认为,只有准确掌握这一地区的情况,才能把工作做好,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岂料,他刚刚进入司长的角色,就又被外派做大使。

　　这是1969年,萨利姆得到出任驻中国兼朝鲜大使的通知。他回忆说,这完全出乎自己的意料,因而也感到异常的欣喜。他在学生时代就阅读过不少关于中国,特别是关于中国革命的书籍。他在开罗和新德里工作期间,在1963年出席亚非记者协会雅加达会议期间,结识了不少以“同志”亲切相称的中国人。他一直向往中国,对中国感到既了解又不了解。因此,从得到任命起,他就拼命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从毛泽东到孔夫子,从政治到经济,可以说什么书籍都读过。到任之后,他很少有时间读书,就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花在阅读“现实生活”这本大书上。当时正是中国最不平凡的年代。萨利姆说,他对那时中国发生的一切,欣喜过,也困惑过。如果要谈这一段时间的收获,他认为,那就是同中国建立了“再也无法了断的感情”。

　　1970年,萨利姆出任坦桑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令我们中国人难以忘记的是,1971年10月25日,在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讨论通过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决议时,萨利姆同以亚非拉国家为主的七十五个国家的代表一道,投下了坚决支持的一票。决议通过之后,萨利姆同其他非洲国家的代表一起,在会场上兴奋地跳舞,庆祝中国人民的胜利。11月15日,在中国代表首次出席联合国大会时,有五十七个国家的代表致辞表示热烈欢迎,其中就有萨利姆。

　　从1970年到1980年的十一年时间,萨利姆不但担任坦桑尼亚驻联合国代表,同时兼任驻古巴、圭亚那、牙买加等5个拉美国家的大使。忙,可说是够忙的,但自学从未放弃。这期间,他有两年时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听课,深入研究国际政治和国际法,获得硕士学位。此后,他又广泛地涉猎国际经济、世界历史、世界外交史等多种学科,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萨利姆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香烟几乎烧到手指都未察觉。他说,投身外交工作以来,他确实是“一边当大使,一边做学生”。他强调:“我所说的学生,是真正意义上的学生。我并不只是每天读书的自学者,还是按时去上课的正常生。”他的这番话,使我想起坦桑尼亚通讯社记者约翰·阿卜杜拉对他学有所成的评价。阿卜杜拉是萨利姆的同龄亲戚,他曾亲口对我说,萨利姆得到的学位,不论是硕士,还是博士,“都不是凭其大使的资历和地位,而是日日夜夜刻苦读书读出来的”。

　　萨利姆得知我同阿卜杜拉是朋友,不由话又多起来。他说,读书是学习,很重要。但是,他的大部分时间不得不花在工作中,读书有时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认为,通过工作,尤其是不断变换工作,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门径。作为外交官,他旅行、会见和开会的时间很多。他没有把这些时间浪费掉,而是“把旅途、客厅和会场也当成了课堂”。

　　萨利姆从1964年正式踏入外交界起,究竟会见过多少世界政要和知识精英,参加过多少次地区性和国际性会议,恐怕连他自己也数不清。有一份材料说,仅20世纪70年代,非洲统一组织、不结盟运动、联合国这三大国际组织的大型会议,他就参加过五十多次。参加这些会议,是工作,也是学习。会上人才荟萃,政见纷呈,正是博采众议,充实自己的好机会。他像学生去听课那样,会前认真准备,会上悉心听取各方面人士的发言。对一些马拉松式会议,有人不耐烦,往往中途溜号,但萨利姆总是硬着头皮倾听,实在听不下去时,就用笔记的方式迫使自己坚持到底,会议文件,他认为是“众人心血的结晶”,总是留心收存。联合国每年的文件数以吨计,他有的浏览,有的研读,“努力从别人不屑一顾的烂纸堆中汲取哪怕是少得可怜的一点点营养来充实自己”。就这样,年轻的萨利姆很快就熟悉了各种错综复杂的国际事务,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和信任。从1970年2月到1980年10月,他在联合国任职十一年,其中有八年蝉联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为南非、津巴布韦、纳米比亚等非洲国家的独立作出重大贡献。他还连续担任三届联大特别会议主席,展示了他处理各种重大国际问题的能力。就这样,对事业的专注,成为萨利姆学而不厌、学必有获的重要方法。

　　夜色渐浓,秘书前来招呼萨利姆去开会。这时我才得知,这位外长是利用公务繁忙的间隙来这里小憩。“很抱歉,我未能完满地回答你的问题。”萨利姆同我握别时说。我目送他的汽车离开,发现他把收音机紧紧地贴在耳边。显然,他又在追踪世界事态的新发展。时刻不忘工作,时刻不忘学习,他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圆满地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