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大屠杀的最后一位见证人马雷克·埃德尔曼的新书《犹太区里的爱》终于要跟读者见面了。他曾是1943年波兰华沙犹太区起义的领袖,在那场起义中,抵抗希特勒军队的只有220名青年,他们只有很少的枪和弹药,但他们与敌人奋力拼搏了近20天。之后,犹太区被夷为平地,埃德尔曼带领一群人从下水管道侥幸逃出。战争结束后,埃德尔曼并没有为证明那场犹太人大屠杀而奔走呼号,而是一心一意地当好心脏内科医生。《犹太区里的爱》是他在去世前几个月完成的,他所讲述的是当年犹太区里的人们在不幸中对幸福的追求和面对生命最后一刻所表现出的爱。

　　一张“生命入场券”

　　特伦鲍姆夫人在波尔森·鲍曼医院当护士,是贝伦森律师的朋友,每天负责他的午饭。午饭后,律师总要打一个盹儿,而这时特伦鲍姆夫人的女儿就会来帮他打扫房间。那姑娘穿着浆过的白衬衫,梳着整齐的头发,只有17岁却很懂礼貌。

　　那是1942年,德军结束了对犹太人的驱逐,4.4万名犹太人拿到了象征可以继续活下去的“生命入场券”,其余的人被送进了毒气室。特伦鲍姆夫人也在这4.4万人中间,但人们却在医院的病床上发现了她。她静静地躺在那里,奄奄一息,桌上放着几瓶空了的镇静剂、一封信和一张“生命入场券”。原来,她想把这张“入场券”让给她的女儿,自己选择了自杀。我不想再细说她当时的痛苦。有人觉得应该救活她,也有人不这么想,因为那毕竟是她自己的意愿。特伦鲍姆夫人就这样静静地离开了人世,换来了女儿黛塔的生命,那个腼腆的女孩从此过上了一个人的生活。

　　后来,黛塔爱上了一个男孩,据说那男孩很有钱,因为大家看到他在相对安全的阿里乌斯教区租了所房子。花儿一般的黛塔终于在爱情的滋润下绽放了。在与男孩相处的3个月里,黛塔在教区的小屋里过着幸福的生活,她的心里只有爱和幸福,而没有其他。那时谁看见她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她全身都散发着幸福的光芒”。看望过她的玛丽莎(我们的一个同伴)也说,那几个月是黛塔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男友给她的活力让她忘掉了母亲去世的痛苦和现实的残酷。 3个月的幸福时光过去了,男孩花光了所有的钱,于是房东把他们交给了德军。

　　通往死亡的中转站

　　还有一个女孩,她母亲生着病。每天晚上,女孩就害怕单独跟因病痛而歇斯底里的母亲待在一起。后来,她认识了一个拉人力车的小伙子,每当母亲病发痛苦的时候,小伙子就留下来过夜。女孩很害怕,她会紧紧地抱住男孩。夜深了,她穿着细亚麻布做的衬衫跟男孩躺在一起,在他温暖的双臂下安然入睡。也许他们会做爱吧,总之得感谢他的出现,女孩的心才会变得这样安宁。

　　后来,母亲的病开始好转,女孩也找到了一份工作。一天,德军开始在卡尔梅利卡大街围捕犹太人。女孩知道后匆匆赶回家,但母亲已经不见了。街上有很多人被绑在一起,被德军拉扯着走向通往死亡的“翁斯莱格布莱茨”犹太人中转站。这时,男孩也回来了。于是,男孩拉着女孩,一起追赶队伍,寻找她的母亲。临近中转站时,他们终于发现了即将被推进中转站的母亲。女孩飞快地从人力车上跳下来,男孩则留在了人行道旁。临别时她对他说:“抱歉,我们必须分开了,我不能眼看着母亲一个人离开。”然后,女孩跟母亲一起从中转站登上了开往死亡的火车。

　　20年后延续爱

　　天开始黑了,还有半个小时就该宵禁了。他却接到让他去小犹太区的命令(译者注:犹太区由两部分组成)。他年轻、健壮,动作也很敏捷,一路小跑着去了目的地,很快就完成了任务。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越过一道又一道铁门终于回到了家。上楼的时候,黑暗中他看见一个身影,伸过手去,摸到的是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于是,他和她拥在了一起,随后他们一同上了二楼。在之后的整个战争岁月中他们不离不弃,在德军占领的日子里同甘苦、共患难。

　　战争结束后,她一个人去了美国,而他选择了留下。20年后,他接到了一个陌生人打来的电话,请他去美国照料身患重病、孤独无依的她。尽管已经分开了20年,在各自的圈子里生活了20年,但相见后他们依然彼此理解,还能像原来那样亲密无间,融为一体。一年后,她在他的怀抱中安然离世。

　　年轻护士

　　 1942年7月,德军对波兰的犹太人大肆屠杀,近30万名居住在犹太区的犹太人被赶往位于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毒气室。一天,我刚好经过梅琳娜大街,透过半闭的窗户我看见了恩杜莎,她是我的同学——一个工会领导的女儿,她在华沙附近的梅德姆肺病疗养院工作,送去那儿的都是得了肺结核的犹太小孩儿。虽然是在战争期间,但那儿有家庭般的温暖,孩子们都得到了良好的照顾。恩杜莎皮肤很白,以前总是梳着金色的辫子,她很喜欢把辫子盘在头上,清纯而又迷人。但现在,她却披散着一头乱发。

　　 “恩杜莎,快出来!”我朝她喊,“我有帮你逃生的办法,我这里还有许多像你一样的人,他们也能逃走,明天你到阿里乌斯教区来。”人行道和绿地阻隔了我们。“我这儿有150个生病的孩子,我不能扔下他们,他们离不开我。”她通过半闭的窗户对我喊道,声音穿过了人行道,那栋楼曾是福音派新教所创办的一家医院,现在待在里面的都是疗养院的孩子。恩杜莎明白他们会被送到哪儿,她本可以幸免于难,但是却不想让孩子们害怕、哭泣。尽管她知道会发生什么,却还是选择和孩子们待在了一起。这是出于义务还是出于爱?在那样的年代,这两者表达的是一个意思。

　　选择留下的母亲

　　她有一对双胞胎女儿,一个瘦得跟螺丝钉一样,另一个就像她妈妈,胖乎乎的。她是位老师,丈夫远在伦敦,是一名激进分子。我们觉得挽救她的家庭是我们的责任,想法设法给她安排好了去处。一天傍晚,我去接她跟那对双胞胎,把她们送到了犹太区的墙下。墙上搭着一架梯子,她们只需爬上梯子翻出去就行了,这毫不费力,墙那边有我们的一位同伴,时刻准备接住孩子,让她们安全“着陆”。

　　 然而,等孩子安全爬过墙后,她却怎么也不肯出去。原来,在犹太区里她已经交了一个男友,并且和他共同生活了一年。她流着泪请求我们照顾好她的一对女儿,送她们去见她们的父亲,然后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起义爆发时我又遇见了她。当时犹太区被全面封锁。我和同伴们正在纳莱奇大街寻找可以躲避的地下室。这时,一个地洞的门突然打开了,里面正是她和她的男友。那男人身材高大,相貌堂堂,站在一旁,一直握着她的手。“现在我帮不了你什么忙了。”我对她说。她安静地看着我,脸上浮出浅浅的笑容,“我什么都不需要,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年,现在让我们给你帮帮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