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毕业时,我不但是班长,还是全校的大队长。升入常州市第七中学后,我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一定还是班长。正式开学的前一天,班主任通知我去她办公室一趟。途中,我幻想着被老师委以重任,可结果和我想的完全不一样。整个办公室就她一人,空荡荡的。她客气地让我坐下,然后告诉我,新学期我的职务不是班长,而是体育委员。我的脸瞬间涨红了,然后站起来,气急败坏地质问老师为何不让我当班长。老师的理由是为了培养我,为了我将来在社会中能上能下。事实真相当然不是如此。但不管真相如何,这都让我大受打击,居然因此不想上学了。而正好这个时候,父亲提出家里盖房子,希望我和哥哥别上学了,在家帮忙。我感到了解脱的快意,而哥哥提出他要上完课再干活,因为他是班长,不能不上学。

　　父亲同意了。我听了哥哥的理由,更觉得心灰意冷。母亲在一旁问我:“你也要像你哥哥那样吗?”我摇摇头。这段盖房子的经历,对我来说,一生难忘,影响巨大。那是我经历过的最冷的冬天。我13岁,读初一,却莫名其妙地成了建筑工地的童工。每天早晨,我推着翻斗车来到大运河边,拿着簸箕从堤岸下到河边挑拣合适的砖石。它们埋在冰凉刺骨的河床淤泥中,用两手使劲抠才能抠起来。日后我虽然长到1.8米的个头,但那时又瘦又小。有些河段没有从堤岸下到河道的石梯,我只得奋力把盛满碎石的簸箕举过头顶,勉强放在一人多高的堤岸上,然后自己再爬上去,把碎石倒进小车。寒风中,簸箕里的河水从缝隙里流出来,沿着手臂灌进袖管,一直渗到贴身的衣服里,那滋味真是苦不堪言。

　　父亲告诉我们,自打家里第一个男孩出生后,他和母亲就开始拼命攒钱,十几年下来,已攒下2800元的巨款。“地终于批下来了,给你们每人盖一间瓦房,长大后娶媳妇用。”

　　当时,我们一家5口住在两间加起来3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没有卫生间。常州城不大,走大约1公里就到了城乡交界处,新房就建在那里。

　　因为在城里弄块地盖房子是不可能的,于是父亲花了大量心血,用了各种办法打擦边球,终于在郊区拿到一小块地。这个过程长达数年,其中的人情关系复杂,重点是父亲的好友是厂里级别较高的干部,此人又和这块地所在的大队党支部书记有交情。正好父亲的朋友也想盖房,父亲便求他找大队书记将两家的地并在一处,批了下来。

　　父亲无论如何也要盖房的决心和毅力,对我影响巨大。20年后,我放弃了自己创办的3家小公司加入微软,从底层程序员做起。当年和我同期进入微软的软件工程师,10年后仍在老位置埋头苦干,而我一直在寻找进入管理层和决策层的机会,成为在更高层次上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我做到了。我不承认这是幸运,如果要探究其中的秘诀,我想是父亲教会我的道理:任何事情都是可以变通的。这种方法不行,再换一种方法,循规蹈矩、墨守成规的人难成大事。

　　父亲给我们算了这项唐家头号工程的成本。按当时的市价,盖两间房子需要4000元左右。父亲把老家的房子卖了780元,加上现有的2800元积蓄,余下的缺口就靠在建筑材料上精打细算了。

　　我这才恍然大悟,为什么我家的日子总是过得紧紧巴巴。当时父母每月的工资分别是62元和42元。我对这两个数字印象极深,因为他们拿了十多年这样的工资,没有变动。从我记事起,父母就如苦行僧一般省吃俭用。我家所在的弄堂有几十户人家,收入大致相仿,但唯有我家的日子过得最寒酸。夏天,我连短袖衫也没有,唯一的一件长袖衬衫,也是我哥哥穿过的。父亲告诉我们,从现在起要全力以赴盖房。那时我哥哥上高一,建筑工地上的活儿由父亲和哥哥干。因为要还父亲朋友的人情,我家主动提出帮他家把地基一并打好。我的任务是捡碎砖石,以做地基之用。两家地基约需500翻斗车的碎砖石,父亲给我定的时间是一年完成。每推一车砖石回家,我就在墙上写“正”字计数。整整一年,我心里一直默念“还有××车”。那个目标看上去触手可及,却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头。

　　父亲朋友家房子的开工日期早已确定,母亲非常着急,天天催促我:快点!快点!捡完一天砖石回家,我累得趴在桌沿上休息,等下班后的母亲做饭。通常饭没端上桌,我就睡着了。母亲把我喊醒,吃完饭,我倒头就睡,也不管身上全是泥土。很多年后,母亲还怜爱地跟我讲起当年的情景。捡碎砖石的最佳地点在京杭大运河,可去运河的路也是去我学校的必经之道。每天遇到背着书包去上学的同学,推着翻斗车、灰头土脸的我都无地自容。我背后总有人指指点点:“哎,那不是唐骏吗?”有人不怀好意地高喊:“唐骏,加油!”而最让我难堪的,是碰到我喜欢的那个女生。她是我的同班同学,皮肤白白的,像童话里的公主一般可爱。吃再多的苦我都可以忍耐,但我实在无法忍受她看到我干苦力时的模样。

　　我忍无可忍,向父母提出去其它地方捡砖石,他们同意了。可在别的地方找一天,连三分之一车也装不满。眼见规定的日期一天天临近,我只好硬着头皮又回到运河边。为了结束这样的日子,我向父母提出“我不要房子”“长大后不娶媳妇”诸如此类的抗议,但都不起作用。于是,我干脆假装生病,卧床不起。那天,我看见母亲下班回来做好饭后一口没吃,就推着翻斗车出去捡砖石了。过了很久,她才回来,乌黑的头发上弄了一层白灰,面容疲惫不堪。但她依然走到我的床前,摸摸我的额头,帮我掖掖被子,什么也没说。那一夜,我怎么也睡不着。第二天,我对母亲说,我的病好了。

　　一年后,捡砖石的任务终于完成了,分派给我的活儿少了些。我偶尔去学校上课,但依然没有像样的衣服穿,因为父母把钱都用在盖新房上了。那时我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新衣,是父亲工厂发给他的一件蓝色翻领工作服。房子竣工后,作为奖励,父亲把这件衣服给了我。我对它异常珍惜,从初三穿到高中毕业,到北京上大学时还带着它。

　　这段盖房经历,对我而言是苦难,更是磨炼。这段经历也让我的心态变得很好。现在,我经常对自己说:我什么苦都吃过,人生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归根到底,人生没有什么可担心,也没有什么不能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