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戏称自己的纸箱是一个大大的簸箕,我们每天将烦恼和不满像垃圾一样丢给她,而她会像朋友一样在日记上与我们交谈,为我们每个人保守秘密。

　　“永远都是语文老师端着簸箕。”这里的“语文老师”说的就是琼斯夫人。

　　那天,父亲无可奈何地带着我来到了道格拉斯·安德森艺术学校。父亲走进校长办公室和校长说话,我就坐在门外的走廊里静静地等着。

　　“我不知道还能把她送到哪儿去。”父亲的声音很弱。接着是一个女性的声音:“先生,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但是,我们只有夏季才招收试听生。”接下来,在我十多年的生命中,我第一次听到了父亲的哭泣声。我把头紧紧地靠在那扇绿色的门上,闭上双眼,努力地尝试着一个星期前心理医生教我的从1数到10的方法,她说这样可以转移我的注意力,减轻我的痛苦。

　　但是,当我数到7的时候,父亲打断了我。“就在一个月前,她所在学校的一帮男孩子污辱了她。无论如何她不能再回到那里去了。”

　　就这样,那天,我终于被这所艺术学校接收,成为一名试听生。直到星期五,我才见到她——琼斯夫人。当她走近位于角落的我面前时,并不像其他老师那样在我面前俯下身来,而是跪在我前面的椅子上,眼睛与我齐平,微笑地看着我。

　　“我们马上就要记今天的日记了。”琼斯夫人温柔地对我说。她的气息闻起来有点像是肥皂、卫生球和紫丁香混合在一起的那种气味。“你有记日记用的笔记本吗?”我能感觉到教室里那一双双好奇的眼睛在注视着我这个“新女生”。“请大家开始记今天的日记。”刚才琼斯夫人对我们说“请”,我在心里默念,我确信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老师对学生说“请”字!

　　我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绿色的笔记本放在课桌上,琼斯夫人伸出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上,轻声说:“我非常高兴你成为我们班的一员。”

　　从那天开始,我每天都会把当天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写下来,我彻底地敞开了我的内心世界,并且把它们全部写进我的绿色笔记本里。

　　当然,我也写下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那帮十恶不赦的坏家伙,然后再把它们划掉。就这样,我一次一次地写,再一次一次地划掉,直到我看到它们不再像以往那样刺眼时,我用红笔写下了“污辱”这个词,因为不论是看到它或者是想到它,都会使我产生一种耻辱和恼怒的感觉,它无时无刻不在刺痛我。

　　每次,琼斯夫人都会端来一个大大的纸箱,将我们的日记收去,然后阅读并写下心得与我们分享。她戏称自己的纸箱是一个大大的簸箕,我们每天将烦恼和不满像垃圾一样丢给她,而她会像朋友一样在日记上与我们交谈,为我们每个人保守秘密。正是那时候记的那些日记把我从精神错乱的边缘挽救过来。

　　琼斯夫人既不像地方检察官那样对我的话下判断,也不像心理学家和护士在医院里那样对我进行全方位的检查,并且深深地刺痛我,她更不会像我的母亲那样刚听到那个消息时高声尖叫,继而责备我,或者像我父亲那样哭泣流泪。对我来说,琼斯夫人已经不仅仅是一位语文老师了,她是我在与自己斗争时的同伴,她在我的日记本上用红笔写下了许多令我终生难忘的话。

　　后来,我顺利地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我选择了语文老师作为我的职业,因为,我别无选择。

　　如今,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学生,而且,我也像琼斯夫人那样,每天都抱着一个装满了日记本的破旧的纸箱穿行在学校的大厅里,我称它为簸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