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隆盛自杀了

　　1877年9月24日凌晨四点，晨光微熹。伴随着三声炮响，日本明治政府军的士兵一边打枪一边奔向山头。山头上，300多名萨摩藩士兵奋力还击。这时，人群中一个体型庞大的家伙被流弹击中，子弹击中腹部，当场血就流了一地，人也从坐的板子上翻了下来，倒在地上怎么拉都拉不动。

　　费尽千辛万苦，这个大个子终于勉强坐了起来，他看了看四周，发现别府晋介尚在身边，于是说道：“晋介啊，我快要不行了。”

　　别府晋介没说话，因为他看出来了。

　　“就在这里吧，拜托你了。”

　　毕竟是多年的上下级再加上好战友的关系，别府晋介相当不情愿。但他知道，这种形势下，已经是别无选择了。

　　刀被举了起来，一道寒光闪过，大个子的人头落地，年仅49岁。

　　大个子战死的当天，明治天皇就得到了他的死讯。在听完手下的汇报之后，天皇沉默了良久，然后原本就很严肃的面容上又平添了一层怒色：“朕不记得有下过杀死他的命令吧？”

　　手下连忙表示他是自杀，明治天皇长叹一声，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了一句：“他有功。”

　　这个倒下的大个子，便是人称日本“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西乡隆盛倒下没多久，别府晋介便和剩下的萨摩藩士兵就都消失在了政府军的炮火和枪刺中。至此，历时8个月，死伤达两万多人，耗资4200万日元（相当于现在300多亿元人民币）的西南战争以萨摩藩士族派的失败而告终。而西乡和他的萨摩武士的在日本历史舞台上的最后一次演绎和谢幕，也为明治维新这场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刻下了“分水岭”式的一笔。

　　倒幕容易维新难

　　时间倒回到1868年5月3日，时任倒幕运动统帅之一的西乡隆盛，率领浩浩荡荡的天皇大军护送明治天皇踏过樱田门，进入到江户城（后来的东京）的皇城内。推翻幕府后的倒幕派也就此掌握了国家政权，拉开了明治维新的大幕。

　　一切都是重新开始，倒幕派很快成立了以明治天皇为首脑的明治中央政府，积极寻求强国富民之道。这帮来自日本萨摩藩和长州藩的旧武士，在19世纪席卷世界的工业化和商品经济的浪潮下开始思索日本的出路。他们用了短短3年时间，就打倒了一个旧体制，为当初救国图强的梦想打造了一个平台；然而推翻一个旧政权容易，但建设一个新国家却绝非易事，当时摆在新政府面前的，是一个近乎四分五裂的国家。明治初年，日本虽然成立了以天皇为最高权力中心的政府，但日本尚未完成中央集权体制，从幕府时代延续下来的274个藩（诸侯国）仍然保持着独立的军队、财政和领国内的统治权，明治政府对国内的控制力极为薄弱。当时的明治政府面临着三重压力：

　　首先，明治政府本身并无直辖武装力量。新政府仅仅靠萨摩岛津藩、长州毛利藩为首的倒幕各藩藩兵，假如萨长联盟与明治政府的利益点不合，政府将无兵可依，势必垮台。

　　其次，明治政府在财政上仅能征收和调配全国资源的30-40%，却要负担作为中央政府的全部支出，因而捉襟见肘，支付能力十分脆弱。且此时日本仍在欧美列强的干涉和不平等条约压迫下，明治政府继承了幕府的对外债务和各项赔款，无疑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

　　第三，维新之后，日本整体政治气氛仍然停留于幕府时期，只不过效忠对象由幕府转为天皇政府而已。且各藩以维新功臣自居，在新政府中争权夺利。

　　穷则思变。新政府中以“明治三杰”之一的木户孝允为首的开明派认识到：欲在内消除割据分裂的隐患，对外摆脱列强压迫的危机，必须构建与幕府时代不同，能“与万国相对峙”的新日本，对于这个新日本的构架，后来担任首相的伊藤博文明确指出：必须建立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一切政令法度皆出自朝廷”，而其关键在于废除各藩，清除构成“小权”的基础。

　　至此，维新派对症下药，连出三招：

　　第一招，版籍奉还。将旧藩主对原有领地和农民的世袭统治权收回，这样就剥离了各地方大名对人口和土地的控制权，消除了地方割据的经济基础；

　　第二招，废藩置县。明治政府把各藩大名集中到东京居住，地方行政由中央政府任命的府县知事管理，这样就彻底地剥夺旧势力的政治权力；

　　第三招，颁布《废刀令》《征兵公告》和秩禄处分。这一招破除了旧武士在经济、军事以及社会地位上的特权，有力地打破了幕府时代的旧秩序，为新的社会秩序形成奠定了基础。

　　这三招不可谓不狠，打得旧势力连连吐血。从衣食住行，到地位面子，给你来个一撸到底。虽然明治政府给了旧藩主和旧武士一定的赎买金，但是长期如寄生虫般生活的士族阶层既鄙视亲力亲为的农业劳动和商业买卖，又毫无一技之长；不少投资做生意的武士更是亏了本。马克思说过：“社会的变革总是以牺牲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为代价。”而在明治政府的新政下，被新时代牺牲掉的旧社会特权阶级如同从天上掉入地狱，生活境遇和社会地位的转变，让他们觉得自己成了被抛弃的一群人。就这样，伴随着明治维新改革的深入，明治时代的危机也开始积累。

　　与此同时，明治政府在对外事务上也出现了不和谐的声音。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明治政府从立国之初，就确立了对外扩张的基本国策。虽然解决了“干什么”的问题，但在“怎么干”的问题上，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势力主张先征服朝鲜，再图中国的对外扩展方针，他们因此被称为“征韩派”；但是从欧美考察回国的岩仓使节团在见识过欧美列强实力后，深知当时的日本还没有出兵朝鲜的实力，解决内政才是当务之急。这样，西乡派和归国后的维新派围绕着“库页岛问题”、“征韩问题”、“征台问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最终，西乡隆盛的萨摩征韩派失利，1873年，西乡辞职回乡，退出了明治政府。而这一次的退出，也奠定了西乡隆盛在当时日本国内反对派领袖的地位，也为之后的西南战争埋下了伏笔。

　　明治政府逐步废除士族特权，本就引发了士族的不满，而对外战争暂时被否决，向海外转嫁危机的途径也被堵死，士族宣泄不满的途径就剩下反对明治政府一条路了。而西乡的下野，使不满的士族们有了精神领袖和实战指挥官，让不平士族们的基层和高层得以结合，时局发展到这一步，西南战争已是不可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