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叔给人捎信，让我回趟老家。

　　二叔今年已过花甲，仍担任村里的小组长。

　　在我的记忆中，二叔先当队长，后干村长。现在村长不当了，又做起了组长。

　　这次回去到二叔家坐坐，二婶就唠叨说，你二叔队长村长都干过了，还干小组长，这把年纪了，操心劳肺的。二婶说话还带点讥诮——你二叔就是官迷心窍。

　　我知道二叔不管当队长还是村长，都不算什么官。然而，他为大家实实在在地谋了不少利益。上世纪90年代初，那时谷贱伤农，二叔走村串户动员大家栽果树，搞旱改水改造低产田，千方百计让土地多产出，使粮农增收。二叔说，只要他当一天干部，就要对得起这点薪酬。

　　看来，二叔还真的拿组长当回事。

　　一天，我回老家，刚吃完饭，正准备午休，二叔就来找我，说，这回你得帮帮我。

　　二叔你有什么难事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到的，肯定不遗余力。

　　我家的几十株树被人砍了，我要到法院告状。二叔说。

　　听了二叔的话，我很吃惊，好好的树怎么让人砍了？又是谁砍他家的树呢？还没等我问，二叔就连珠炮似地说——树是三蛮子砍的，有人证物证。

　　我一听头就大了，三蛮叔和二叔是堂兄弟，都是我叔。常言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我感到棘手，果断地对二叔说，都是自家兄弟，打什么官司，还是家事家了吧。

　　二叔感觉我在糊弄他，冷冷地丢下一句，你不管是吧？

　　我望着二叔渐渐远去的背影，心里酸酸的不是滋味，其实我对二叔说的话是认真的，也是深思熟虑的。

　　二叔走后父亲说，你二叔天天跑里跑外的累死也不讨好……

　　听了父亲的话，我才明白，原来，村西南有块地，在杨树走俏的时候，每家都在自己的地上栽上杨树，有的地宽栽两行，有的一户地不足一米宽也栽一行，如此密植，树长起来很拥挤，有的已焦梢了，的的确确形成了低产林。现在粮价一涨再涨，老百姓简单地算了一下账，纷纷要求退林还田。因此，二叔开了几次群众会议，家家同意并签名要求毁树。达成共识后，各家就开始刨树。然而，三蛮叔等几户却迟迟不动。眼看秋播在即，已刨树的农户急眼了，天天去找二叔，要求处理此事。

　　二叔三番五次登门做工作，光打雷不下雨，无奈，二叔组织群众强制执行。

　　冤有头、债有主。二叔强行把人家的树刨了，三蛮叔愣是以牙还牙把二叔家河岸边的树给砍了。

　　二叔报了警，派出所把三蛮叔爷俩带去关了一宿就放了，让村里处理此事。二叔一气辞去了组长职务。

　　二叔要到法院起诉三蛮叔，我坚决反对，说，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兄弟之间，又是为大家谋利益，个人吃点亏就算了。

　　在我的不断劝说下，二叔终于偃旗息鼓了。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黑地竟杀出李逵来——四侉叔的儿子小松子却初生牛犊不畏虎，硬把二叔告上了法庭。

　　二叔捎信让我回家就为这事。我一见二叔，二叔就把法院的传票递给我，说，你看当初我要告，你不同意，现在恶人先告状了，分明是哑巴受驴辱，有苦难言嘛。

　　二叔，你别急，我安慰二叔说，这回我赤膊上阵，绝不袖手旁观。

　　开庭那天，当我走进法庭，没想到竟座无虚席。来的都是左邻右舍，有长辈，也有平辈，还有晚辈。他们来干什么的，我一时闹不清。是看热闹也好，作证也罢，我该讲些公道话了。

　　我征得审判长同意，说，今天二叔既然被告上法庭，不管是家事还是公事，我要阐述两个观点：首先，作为被告主体有误，二叔是小组长，他代表的是组里大多数人的利益，他组织刨树也是组里大多数人的愿望，他的行为应该是职务行为，而不应该是个人行为，此时，他已经不再担任组长的职务了（姑不论砍树对与错），应该把新的组长列为被告。另外，我说着从身上掏出一张已经泛黄的《淮阴日报》，打开三版，说，有一篇我采写的消息《孩子有救了》，该文讲述的就是二叔当生产队长时，为四侉叔家募捐的事。

　　四侉叔是退伍军人，由于积劳成疾，丧失了劳动能力，儿子小松子又患黄胆肝炎，一时无钱医治，二叔四处奔走为他家募捐，孩子终于有救了。我把这张报纸递给原告小松子，说，你看看这事二叔是职务行为呢还是个人行为？

　　接着，我对小松子说，人要常怀一颗感恩之心，不要逆众人意愿行事，对二叔的工作要补台，不应拆台啊！

　　我的话讲完了，请法官继续审理。

　　法官进行了调查，并没有当庭宣判。

　　事隔很久，也没有二叔的消息。

　　我回老家过年，见到了二叔，他说：至今没有接到法院的判决书，镇政府的领导已找我三次谈话，说我群众基础好，让我重新出任组长，并让我物色和培养好下任的组长。

　　听了二叔的话，我的脸上不禁露出了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