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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在北大时，一天，有人突然闯上门来责备他：“你怎么这样无情呢？”钱穆愕然。对方便问他：“你知道胡适病得严重已经住院了吗？”钱穆仍感不解，说：“刚刚才知道，怎么了？”那人便说。“胡适对你很好。有人问适之有关先秦诸子问题，他都说来问你就是了，不用再问他，可见他对你是多么器重。可是现在他病了，去探望的人踏破了门槛，你怎么能够不去？”

　　钱穆释然，说：“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嘛！你把两回事硬扭在一起说，是打算教我做什么人呢？”尽管胡适当时在北大任职权要，但钱穆最终没有去探望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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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京大学时，钱穆平时喜欢外出游览。有一次去游华山，一行人雇了数十辆人力车，连夜从华阴车站前往。不料才到半路，便遇到劫匪。钱穆的财物被劫掠一空，新买的一架照相机也被抢走，连他的眼镜也被摘去，其余同伴也无一幸免。

　　眼看劫匪要走了，钱穆突然想到，自己这次是专程来游华山的，如果没有了眼镜，就无法成游，因此赶快下车急追劫匪，告诉劫匪自己戴的是近视眼镜，别人拿去不适用，请求归还。劫匪根本没有理睬，扬长而去。

　　晚上住下后，钱穆仍然念念不忘自己的眼镜，心想劫匪戴上自己的近视眼镜后，或许会感到不适用而随手丢弃在路边，因此又唤醒同行的一清华大学生，陪他重新回到遇劫处寻觅，但还是没有看到那副眼镜。幸亏第二天，陕西省政府一陪同人员送给钱穆一副眼镜，可以使用，钱穆非常欣喜，说：“这回可以一睹华山真面目了。”

　　遭遇劫匪，不心疼被抢的财物，而念念不忘的是眼镜。随身财物被抢，和能够顺利地游览华山胜景，这也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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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在北平七八年。胡适只上他家来访过一次，而这次来是为了辞退蒙文通的事。钱穆劝他不要辞退蒙文通，表示蒙文通教的是魏晋南北朝及隋唐断代史，如果辞退了他，至少三年内找不到可以替代的人。但身为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主意已定，遂不欢而散。

　　后来蒙文通解聘，果如钱穆所言，北大一时间找不到合适的替代老师，历史系主任便来请钱穆讲魏晋南北朝史，但钱穆以北大给自己的聘约言明只讲上古两汉，不愿意再接此课。此后，蒙文通原来的课程便由多位老师分担，有学生就质疑：这么多老师来授此课，为什么单单不见钱穆来上课呢？历史系主任没有办法，再次来请钱穆，钱穆乃答允上课。与胡适赌气和满足学生要求，这也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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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到北大第二年，不顾系主任反对，坚持要增开一门中国政治制度史。因为尽管当时共和革命风起云涌，中国古代政治制度被视为专制而遭到鄙弃，但钱穆坚持认为学生要了解专制、要全面了解中国历史，有必要开此一课。结果，前来选课的学生很多。

　　后来，有人想要组织一政党，特来邀请钱穆加入，说：“你何必跟胡适一样天天搞考据，希望和我们一起参加政治活动，可能对当前时局的贡献更大。”但钱穆明确拒绝，表示政治活动不是自己的天性所长，恕难从命。研究政治史和投入官场从事政治活动，这是两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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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办《禹贡》，陶希圣在北大办《食货》，都风行一时。学生就来劝钱穆也办一本《通典》，可以与《禹贡》、《食货》鼎足而三。并言钱穆只需挂名即可，一切办杂志的具体事务可由学生代劳，但钱穆以此将耽误学生学业而坚决不允。教书育人与争名逐利，这是两回事。

　　检读钱穆晚年所撰之师友杂忆，其在北大时，诸如此类“两回事”还有不少。生活之中，难得的是能够随时分辨清楚种种“两回事”，不将之混为一谈，但许多两回事其实又是“一回事”，因为，它们不过是做人、做学问的风格一以贯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