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中国的大学和西方的大学作比较，最显著的不同是“居住”方式不一样。中国的大学是居于闹市，大多分布在省会级以上的都市里，至于次要一些的城市，地县一级的城市则只有一些无名的二、三类及专科院校，或根本就没有大学。

　　而西方却全然不是如此，大多数学校都“隐身”在乡下，或中小型的城市里，根本就没有“级别”之分。以德国为例，全德国最古老的大学——当然也属于最有名之一的海德堡大学既不在柏林，也不在汉堡，而是在巴符州和黑森州边界处的小城里，海德堡城不足20万人，是座地地道道的小城镇。它离巴符州的首府斯图加特也有近200公里之遥，但如此偏居并没有使它变成一个无名的三流学校，相反这座拥有600多年历史的大学如今在德国仍充满活力，其医学、化学、哲学、法律甚至神学等许多传统学科，仍然保持了在德国乃至欧洲的重要地位。

　　其他许多历史悠久、地位重要的大学，像莱比锡、图宾根、波鸿、哥廷根等也都居于小城市，但同样在全国享有重要地位，并大都度过了500岁的生日，它们一点也不比柏林大学、汉堡大学的名气小。即使是在海德堡以南一个名叫卡尔斯鲁厄的小城，它的大学艺术学院的新媒体学在德国也是有影响的，而那个城市在许多地图上根本就没有标出来。

　　与之相比，中国的高等教育首先不在于规模，而在于布局和模式。我们的大学之所以争相身处闹市，是与“级别”挂钩的。譬如，北京是首都，所以北京一定要设立最多的大学，而且其级别便是“国家级”，最好的学者便一定出现在那里。久而久之，学术的体制也就由此产生。这种结构蔓延开去，“地方”变成了人才稀缺的山野，闹市则成了英才云集的庙堂。

　　这样的模式和布局，与国家整体文化的发展和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显然是背离的。国家并不只在中心城市投资办学，在地方和边远城市也同样投入大量财力，可是在那些地方如果永远只能出现次等的学术人才，只造就二流三流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这不但不符合逻辑，更是对国家利益的无益损耗和对大量人才资源的浪费，会使整个高等教育结构失衡，机制单一落后、缺少活力，无法发挥辐射、互动和创新的作用。

　　在德国，大学的“隐居”式分布带来了众多的好处。某种程度上，在他们那里，大学恰恰正是“乡村”，它们远离闹市，也就远离了各种大众媒体和时尚文化的干扰，使他们众多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可以从容地专注于他们的事业。

　　大学的隐居还会使一个民族变得更有耐力和后劲，使一个民族变得深沉，热爱文化和艺术，热爱一切恒常的东西，这个道理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说得通的，没有哪个地方是文化的死角。

　　说到底，“隐居”是一种比喻，大学教育布局应建立高等教育的“多极模式”，把文化的中心和重镇推展到各地甚至“乡村”中去，使国家在科学与学术文化上有更多真正意义上的“中心”，才能避免“局部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