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春天，我去北京出差两天，开会，和朋友小聚，然后匆匆坐上去火车站的出租车。一位大姐开车，广播里是情感节目，主持人正在说“爱是两个人的事，而不爱是一个人的事”之类的话。大姐神情恍惚，痴痴地聆听，麻利但是无力地换挡刹车加油。我有点害怕，冒了句，挺惨的。大姐来了精神，首先肯定那个打进电话的人很惨，然后她说，我更惨。

　　在灯光弥漫、拥堵不堪的首都，大姐开始说伤心往事，到北京站时，我都清楚了：如同反映新中国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百姓日常生活电视剧所描绘的那样，她丈夫游手好闲，不上班，喝酒赌博，殴打老婆，并且不育。大姐看清了丈夫的面目，开始漫长的离婚，男人坚决不肯。于是打打闹闹，纠缠多年。终于离婚了，丈夫却住到了大姐父母家，照旧不上班，伸手要钱，动辄辱骂两位老人。大姐因此几乎和父母断绝关系。

　　我现在就孤零零一个人，开晚班，凌晨回去睡觉，地方很小，但是我觉得很温馨。就是不能想这个人，一想就心痛。大姐还做了一个心痛的动作。我以权威的口气说，你还爱着这个人。此言吓了我自己一跳，我也入戏啦。大姐痛苦地同意了，但补充说，为什么要嫁给他呢？嫁给阿猫阿狗也好啊。

　　付钱，打印发票，拿行李，这期间大姐一直在重复，为什么要嫁给他呢？嫁给阿猫阿狗也好啊，偶尔补充道，这就是命运啊。

　　我耳朵里是挥之不去的阿猫阿狗，烦躁地检票、上月台。两个醉醺醺的中老年男人出现在一旁，酒气刺鼻，茅台。年长的斜视着我，突然说：现在真是，阿猫阿狗也能坐软卧。年轻的略微尴尬，附和几句。老人家更来劲，不断地说，阿猫阿狗都能坐软卧，现在怎么得了……他对我可能没有恶意，但对我这个年龄的人居然和他同乘动车充满恶意，于是他对我的恶意一目了然，还在不断叠加。我无处可躲，月台就那么点大。

　　火车靠站，我上车，刚一坐下，身后传来熟悉的酒臭味和“阿猫阿狗”。刚才两位和我同一车厢，真让人绝望。年长的一见我，继续唠叨，想不通，年轻的忙冲我点头致意，眼神里分明在说：别介意，喝多了。年长的那位又开始夸晚上的酒好，正宗，有年头了。我躲到过道里，不然我可能会辱骂这位大爷。但和醉鬼打闹胜算太小。

　　第二天醒来，大爷酒醒了，看我的表情很正常，甚至彬彬有礼。我还是有气，看他的眼神极其不屑。与被丈夫深深伤害的开车大姐一样，这位大爷一定被火车票深深伤害过，以致他容不下未经报告、审批和求情就能坐软卧的人。好酒让他忘记了现在，但清晰地想起了屈辱的过去。他要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