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上除了一个闪着橘黄色暗光的“6”字，别无他物，旁人不明就里，但当事人孙志远却想了很多，“这算我的生活，我抓住了它。”他戴着眼镜，不留意很难发现，他的目光与众不同。

　　“我是个视障人。”孙志远说。五年级时，酷爱运动的他突然左眼视网膜脱落，最后失明。半年后，他的右眼也坏了，视力还不到0.01。

　　外面世界的大门轰然关上，只留下一条细缝的微光，这是孙志远对世界的感知。

　　那一年，孙志远刚12岁。他不会想到多年以后，作为“盲人”的自己，还能“重新看这个世界”。

　　孙志远一直是北京“1+1声音工作室”的成员，这是一家以视障人为主体的公益机构，平时主要通过广播，与健全人之间搭建沟通桥梁。2009年，工作室与英国的一家公益机构PhotoVioce开展了盲人摄影培训。

　　盲人摄影是一个合作完成的工作。志愿者和盲人，两人一组，共同确定拍摄主题，寻找表现方法。盲人很多时候想拍摄的，是一种对世界的私人化的认知感受，是一种抽象的想象，比如孙志远的那个“6”字，是他工作和生活的楼层。那天拍摄时，孙志远拿着相机，摸索着进了电梯，摸到6，按下，然后等了几秒，电梯叮咚一声响，他迅速双手举起相机，紧贴在脑门上——这是盲人控制相机简易可靠的方式之一，可以保证相机更稳、位置更正，在志愿者的提示下，调整自己与“6”之间的距离和高度，然后按下快门。

　　而先天失明者他们对空间、颜色、角度都很难理解，他们拿起相机显得慌乱和局促，只能通过触摸了解闪光灯、自动档和镜头，依靠声音判断开机、关机和聚焦。不过，拍照时他们有时还会忘记相机的状态，就只能关机再开机。

　　拍照前，培训师往往先让他们听两分钟音乐，然后，每人用相机去表现与听音乐时相似的情绪和画面。孙志远听的是一段拉美曲风的歌，由缓慢渐而欢快，他说，起起伏伏的音乐让他满脑子想的是一个画面：“傍晚，暮色昏黄，罩着一棵大树，树下坐着他和几位朋友，大家在闲聊，有一人开始讲他去拉美冒险的故事。”每个人想到的画面都不一样，听先天失明者的描述，仿佛看一张印象派绘画。

　　拍照时，一旁的志愿者会不断用语言告诉盲人四周的景观如何，一起去寻找合适的拍摄对象。“漂亮”、“鲜艳”、“广阔”等词不能用，先天失明者无法理解它们，志愿者通常需要拉着盲人的手，一边讲述，一边去触摸，这是他们熟悉的方式。

　　除了志愿者的语言引导，盲人摄影时，很多会依靠自己的鼻子和耳朵。李彦双就一直对水很好奇。当水龙头打开时，哗哗流淌的水流带着下坠的力量，冲击在手掌上，但抓不住留不下。她在志愿者的协助下，拍了半个小时，只为抓住水滴离开水杯的那一瞬间。这张照片上，右上角是半只水杯，一滴水挂在杯底，行将下落，往下便是一只大手，那是志愿者的手。

　　摄影的过程暴露出了盲人生活常识的欠缺，比如有人想拍“烫”，因为他每天摸着被太阳晒得发烫的天桥栏杆，印象深刻；有人则想拍飞鸟，因为经常能听到鸟叫，但他们并不知道鸟有多高，不知道飞行时有什么阻挡物；还有人想看到给树木浇水后，树木是什么样子，会和人吃饱饭一样兴奋吗？

　　还是有些新东西被创造。比如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音乐教师金威，他的视力只有0.08。“如果我想拍摄日出，我就用心体会太阳在我身上的热量；如果我想拍摄石头，我就用心触摸它，在拍摄以前感受它的角度。”金威说，“面对常人所忽视的生活细节我会落泪。能够看到，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奢侈。”

　　摄影这件事，让孙志远建立了信心，盲人摄影如此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事情，现在也能“拿下”，还有什么事情不敢去尝试呢？

　　其实在国外，盲人摄影早已发展很久，并出现了Eckert这样的知名盲人摄影师，也出现了很多教盲人影像的专业培训机构。但在中国，盲人摄影还是个新鲜事物。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有盲人4000万到4500万，低视力者是盲人的3倍。中国约每分钟就会出现1个盲人和3个低视力患者。到2020年，我国视力残疾人数将达到5000余万。

　　海伦·凯勒曾经说过：“我的身体不自由，但是我的心是自由的。”无论孙志远还是金威，他们都对这句话感触良多，“身为盲人，要给自己自由，不能自我禁锢。尽管失去视力，但我们没有失去自我的视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