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和小贩,是当下中国两个纠结甚至冲突的身份标签,曾经有无数的城管和小贩互相把对方视为“仇人”。然而令人惊奇的是,最近,这两个身份标签却异常和谐地贴在了26岁的天津男孩赵义身上——白天,他是城管,负责城管信息采集工作;而到了晚上,他却成了小贩,在马路边摆摊卖鞋。
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平时“高高在上”的城管放下高傲,屈身当起了街头的卖鞋小贩?他的这种“冲突人生”如何度过、两种“对立”身份如何平衡?单位领导、小贩同行以及其他知情人又怎样看待?他能将这种对立身份保持下去吗?
捧上“铁饭碗”大学毕业生当城管
今年26岁的赵义是天津人,2007年毕业于天津大学电气自动化专业。大学毕业后,他在天津做了4个月的保险,之后跟着亲戚在安徽芜湖做了8个月销售。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进入了天津市某环境建设有限公司。
这是一家国有独资企业,在天津市早年进行的事业单位体制改革中承接了以前市环卫局、园林局的部分基层工作。赵义虽是企业编制,但是工作稳定,旱涝保收。
与赵义一起进去的30人都是应往两届大学生。在一年的实习期里,多数人直接到扫道班打扫马路,基本工资600元。赵义先后在业务部、保卫队工作。大家都不知道未来是否会有固定的岗位,但他们不敢问,因为这个单位有的是人想进来。
2010年3月,赵义和9个同事得到“幸运”的机会,借调到天津市市容和园林管理委员会进行实习岗位轮换,参与数字化城市管理中心考评工作。 每月前20天,他负责处理公众投诉,之后花3天时间跟着数字化中心同事进行六区巡查,两辆车,一辆负责三个区,看市民通过电话、网站和电台反映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当时天津市正在试行市区两级统一的数字化城管平台系统,全市环卫、园林和综合执法的信息收集、处理和反馈情况都被划入系统内。
2010年8月,又一个机会出现,赵义结束在市容委借调,转借到红桥区市容园林委数字化管理中心考核办,新的岗位是信息采集员,处于天津市城管系统平台的最末端,直接接触城市管理中的各种违法违章现象和城市顽疾。一台巴掌大的“城管通”是他的武器,拍哪些信息,孤军在外巡逻的信息员有权选择,每天任务10条。他的编制,还是在环境建设有限公司,不过因为已经转正,基本工资涨到了1000元出头,加上伙食补贴和加班费是1400多元。
赵义负责巡查拍摄的路面有32条,面积23万多平方米。这片区域地处红桥区偏远位置,马路上多是附近居民为了糊口赚钱摆的小摊,卖早点,卖水果。因为诸如占道经营等违章情况太多,赵义的任务很好完成。不过,他都是在远处偷拍,几乎从不将镜头对准人,因为除了手中这台可以即时上传照片和信息说明的“城管通”,他没有任何证件,甚至连制服都没有。
不仅不避讳身份,赵义还偶尔和小贩们拉拉家常,遇到有困难的,他通常会手下留情。即使劝人不要占道经营,他也说话客气,甚至有时还会帮他们收收摊。
为了多挣钱白天当城管,晚上做小贩
位于天津市红桥区的五爱道,是地摊小贩们的天下。每到下午6点,一辆辆铁皮箱从附近毛细血管一样的小胡同里吱呀吱呀地拉出来,陆续在马路上挤挤挨挨地铺展开来,各色款式的长裙短裤插着39元大甩卖的纸壳,卖鱼蛋的油炸香气见缝插针地飘荡在半条街上,不时有小贩大声地甩一句地道的天津腔招揽生意。
这是赵义下班要经过的地方。当了半年多的城管,他已经对这条街道非常熟悉了。一次,看着小贩们热闹地卖着各种东西,赵义心想,自己工资这么低,何不下班后也来摆个摊呢?父亲做了10多年的小贩,自己也见惯了小贩卖东西,对这个行业再熟悉不过了。
想到以后还要娶妻生子养家,靠1400元的工资无论如何不行,赵义下定决心,说干就干。2010年12月,赵义瞒着父母向北京卖鞋亲戚“借”了一批女鞋,开始了摆摊生活。
五爱道夹在丁字沽一号路和二号路中间,靠近一号路的半边,是流动小贩的天下,而靠近二号路的600多米,则被划成块块合法限时经营的摊位,每个月向市场管理者交纳数百元不等的租金。
刚练摊的前3个月,赵义混在流动摊贩的半边马路。虽然自己也是城管,但在做小贩时,因为不是在自己所负责的地段内摆摊,他还是怕城管来赶他,所以他和其他小贩一样,必须时刻提防着城管。因为对五爱道后面的岔路小道很熟悉,赵义一旦瞄到有城管车开过来,他就包好鞋子把包袱往背后一甩,一分钟就能消失在城市的褶皱里。等到外面平静了,他再走出来抖开包袱继续开摊。
做得久了,赵义经常看到城管和小贩发生口角甚至肢体冲突。一次,一个胳膊上都是花纹的壮汉先骂了城管脏话,城管队员抬腿就踹了小贩一脚,双方都动手了,扭打到一起。周围有人劝架,但赵义扔下鞋摊站在外围并不开口,他心里认定小贩有错。因为城管来管小贩也是工作需要,作为小贩避让一下或者求求他也是应该的。
赵义最早了解小贩和城管的冲突,始于自己的父亲。10余年前,父亲赵国强买断工龄下海谋生,可惜总是扑腾不起大浪。冬天卖菜夏天卖西瓜,兜兜转转地和小区附近的巡逻城管“躲猫猫”。一个夏天,赵国强正在推车卖西瓜,意外地正面遭遇城管检查,城管让他收摊,身材太胖的他有点慢,城管以为他不想收,张口骂了粗口。赵国强觉得没面子,在家门口被20多岁的小城管骂了,以后怎么混?于是操起了西瓜刀。
53岁的赵国强身形壮硕,秃头,外表吓人又少言寡语,他并不想真动刀子,只是想吓唬城管。赵义从父亲的这次表现中琢磨出“越是文化层次低的人,他的承受底线也低”的道理:小贩越是没钱没文化,越是希望保持自己的尊严。往往执法队员一开口就触碰了小贩的尊严,让他觉得面子受伤,冲突就很容易发生。
不过,赵义觉得,确实也有很多执法队员素质不高,还有一些执法队的领导自认高人一等,手下的城管队员更是无法无天不把小贩当人。
在他看来,城管和小贩可以是鱼和水的关系,大多时候是可以和谐共存的,很多实质的流血冲突,发生在市联检时,那是因为双方都被逼得没有退路。因为摆摊就是小贩的活路,城管断了人家生路,小贩当然急眼。而联检时,因为领导在后面盯着,城管也不能手软,语言上硬碰硬,然后就是肢体冲突了。
为了避免这种冲突,赵义在流动摊贩中待了3个月,就匆匆转战五爱道限时合法经营的半边马路,以每月850元,租下一处不足两米宽的地方。这也是顾忌到他自己白天的身份,不得不这样做。
正常情况下,赵义每天白天上班,中午一下班,赵义就骑上二手小型电动车到大胡同市场进货,一个小时后再骑回单位休息。晚上,他就坐在摆满鞋的摊档后面,招徕,讨价还价,包装,收钱,找零,最多的时候,一晚上能卖40双鞋,淡季也能卖10多双。隔壁摊的偶尔凑过来聊天,只知道赵义在市容委工作,并不知道他也属于她口中“可恶的城管”的最末一环。临近收摊,赵义捡拾起摆放的鞋,连同摆鞋的床架子、椅子,都一股脑塞进一个装了轱辘的铁皮箱。赵义虽然是城管,但也并不确定会不会有突击检查。为了不被检查到乱停放后被罚钱,他只能把铁皮箱拖到远处的集中存放处。拉起锁好的铁皮箱穿行在没收完的小摊中间,赵义感觉,这样的生活才是生活——白天工作做久了人就像废了,晚上摆摊才让自己活了过来。
白天做城管,晚上当小贩,他很享受这种双重职业的生活状态。
媒体报道后无奈被换岗
可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打破了他努力维护的双重角色的平衡。
2011年6月16日,天津市市容园林委公务员张龙生在南方某报第一次将赵义推上前台,讲述了化名为小赵的他“小贩城管”的身份。